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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池墨香

操千曲而后晓声,闻弦歌而知雅意,观千剑而后识器!

 
 
 

日志

 
 

王羲之资料研究(六)  

2017-04-26 11:10:34|  分类: 【艺术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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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资料研究(六)

王羲之资料研究(六) - 陆泉润 - 墨香满谷

        (一)‘代谢鳞次,忽焉已周。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乃携齐契,散怀一丘。’

        (二)‘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眺望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崖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此据唐人陆柬之墨迹《兰亭诗》五首之二,柳公权墨迹无首二句,文字上有小异。其他典籍上所载者均于文字上小有不同。)

       就这两首诗看来,丝毫也看不出有悲观的气氛--第一首末句‘散怀一丘’是说大家在一座小丘上消遣,这和《临河序》的情调是完全合拍的。即使说乐极可以生悲,诗与文也可以不必一致,但《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既没有新亭对泣诸君子的‘山河之异’之感,更不适合乎王羲之的性格。《世说新语·言语篇》中有下述一段故事:

王右军(羲之)与谢太傅(安)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此故事亦见《晋书·谢安传》。)

请把这段故事和传世《兰亭序》对比一下吧,那情趣不是完全象两个人吗? 王羲之的性格是相当倔强的,《晋书·本传》说他‘以骨鲠称’。他自己是以忧国忧民的志士自居的。他致殷浩书有云,‘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又他谏止殷浩北伐书,痛斥当时的吏政腐败,他要‘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又说‘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惨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阶级立场限制了他,他没有雄心以陈胜、吴广自任,而是怕陈胜、吴广起事。但尽管这样,总比那些‘割剥遗黎’者要稍胜一筹。他虽然也相信五斗米教,常服药石,这是当时统治阶级的通习,并不是他个人有意遁世。他后来同王述闹意气,悲愤誓墓,永绝‘贪冒苟进’。这也并不表明他的消极,不,倒是相反。他是在骂王述之流‘贪冒苟进’,而不愿同流合污。王羲之的性格,就是这样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象传世《兰亭序》 中所说的那样, 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但这一大段文字也有它的母胎。会稽山阴同游者之一人孙绰有《兰亭后叙》,其中有这样的几句:

   乐与时过,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

   这就是‘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不胜今昔之感的蓝本。但这倒真是两个人的感情了,不能够信手地‘合二而一’。

六、依托于何时?

   然则,《兰亭序》当依托于何时?

   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梁代是不会有的,因为梁人刘孝标并没有见过,他所见到的是《临河序》。《晋书》是唐太宗的‘御撰’,《王羲之传》中已经有《兰亭序》,那么这篇文章必依托于唐代以前。梁与唐之间相距六十余年,这就是依托的相对年代。

   文章都是依托的, 墨迹不用说也是假的了。说到《兰亭序》墨迹的刘NFDA7《隋唐嘉话》和何延之《兰亭记》,李文田以为刘在先,何在后,不知何所据。今考刘书称唐玄宗为‘今上’,又有‘开元始年’、‘开元中年’等字样。开元凡三十年,所谓‘中年’必须指十五年前后。而且必须在开元以后始能对开元年间分别出始、中、晚。那么,刘书当是在天宝年间撰述的。再据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中所收录的何延之《兰亭记》,末尾处却有‘仆,开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史’的自白--此语为《太平广记》所删节。看来,何记是先于刘书的,尽管二人可能是年岁相同的人。

   何延之的《兰亭记》叙述得十分离奇。他说《兰亭序》的墨迹‘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这不用说是指伪造的《兰亭》了。又说‘右军亦自爱重,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付弟子辩才。……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访募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寻知在辩才处’。从此便想尽办法诱取《兰亭》,而辩才却始终推说经乱散失,不知所在。后来房玄龄推荐监察御史萧翼去骗取,费尽了苦心,终于骗到了手。太宗高兴得了不得,对于房玄龄、萧翼、辩才都给了很重的赏赐。并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太宗要死的时候,他向高宗耳语:‘吾欲将所得《兰亭》去’。于是《兰亭序》的真迹便被葬入了昭陵。

   这完全是虚构的小说!宋人王NFDDF早就表示了怀疑。他说,‘此事鄙妄,仅同儿戏! 太宗始定天下,威震万国, 残老僧敢吝一纸耶?诚欲得之,必不狭陋若此!况在秦邸,岂能诡遣?台臣亦轻信之,何耶?’(《兰亭考》卷八引。)这驳斥得很有道理。但特别离奇的还有太宗与高宗的耳语! 太宗要以《兰亭》陪葬,何必向他儿子乞讨?父子之间的耳语又是谁偷听来的?真真是莫须有的妄拟了!

   刘NFDA7所述的经过却又大有不同。刘说不甚长,不妨把他的全文抄在下边: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案即后来的隋炀帝),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 (一作‘乃遣问辩才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刘与何的说法大相悬异,但刘文比起何记来较为翔实。在这里,骗取的花样没有了, 耳语没有了,僧辩才的抗命也没有了。王NFDDF是相信刘说的。他说,‘刘NFDA7父子世为史官, 以讨论为己任,于是正文字尤审。’姜夔也曾经把刘何两人的不同处对比过,他还提到‘梁武(帝)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唯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 ’(《兰亭考》卷三引。)姜是有识见的,但他同样是深信《兰亭》的人,故只把问题提出,没有穷追到底。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兰亭序》是梁以后人依托的,梁武帝当然不会见到。其实在梁武帝当时,连他所见到的钟王真迹已经就少得可怜了。我们请注意一下《法书要录》卷二所收的梁武帝与陶宏景之间往来论书的书简吧。我只摘录几条在下边,以供举一反三之便。

   梁:‘《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太师箴》小复方媚,笔力过嫩,书体乖异。’

   陶:‘逸少(王)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此等不审犹得存不?’‘谬袭《古墓文》一纸是许先生书。’

   梁:‘钟(繇)书乃有一卷,传以为真。意谓悉是摹学,多不足论。’

   陶:‘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

   这可表明:在梁武帝时,钟王的真迹已经寥如晨星,而依托临摹的风气却已盛极一时。梁人虞和《论书表》(见《法书要录》卷二)说到晋宋人伪造大小二王书的情况,如‘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等。说得非常具体。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梁代的书画典籍,在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二月(公元555年) 还遭了一次大劫。那就是西魏的于谨攻陷了江陵(当时梁的首都),‘元帝将降,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于谨等于煨烬之中收其书画四千余轴归于长安。故颜之推《观我生赋》云“人民百万而囚虏,书史千两(辆)而烟扬。史籍以来,未之有也。普天之下,斯文丧矣”’。 (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 。 ) 二十四万卷的数目或作‘七万’,或作‘十四万’,或作‘十余万’。古人一卷如今人一册,二十四万不算太多,‘七万’或‘十四万’却嫌太少。经过这一浩劫,梁武帝所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究竟还保留多少,是无法肯定的。

   到了唐初,时代又相隔了一百多年。中间由于丧乱,书画还继续有所损失。然由于朝廷的奖励收购,钟王真迹却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了出来。

   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 (徐浩《古迹记》,《法书要录》卷三。)

   自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帝令魏少师(徵)、虞永兴(世南)、褚河南(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韦述《叙书录》,《法书要录》卷四。)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这真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了。尽管有魏、虞、褚诸人加以鉴定甄别, 但他们的鉴别似乎没有梁武帝、 陶宏景那么谨严。请看褚遂良撰的《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吧。(见《法书要录》卷三。)他把梁武帝‘恐非真迹’的《乐毅论》列为‘正书第一’,把依托的《兰亭序》列为‘草书第一’。这是可以相信得过的吗?答案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至于刘、何两人之说到底是刘真何伪,或者两者都伪,或者各有部分真实呢? 我看,以第三种的可能性最大。特别是两说之中都有智永,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这个人很值得重视。

   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僧人。他是有名的书家。据说他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他的真草书《千字文》就写了八百多本,石刻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炀帝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得右军之肉’。《淳化阁法帖》卷七曾把智永署名的《承足下还来》一帖,收为王羲之书;这虽然出于编者王著的疏陋,但也并不是毫无来由的。‘铁门限’的故事属于他,‘退笔冢’的故事也属于他。据说,向他求书的人太多,连门限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铁皮来保护着。又据说,他使用过的废笔头装了十几缸,每缸可容几石,后来把它们埋成了一个大土堆。

   象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亭序》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因此,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请看世传墨池堂祖本智永所书的王羲之《告誓文》吧。帖后有‘智永’的题名,用笔结构和《兰亭序》 书法, 完全是一个体系。智永书《告誓文》世称为智永所‘临’,更有人说是‘集字’,其实都是臆说。王羲之墨迹早于梁代已入于秘府,智永何从得而临摹? 墨池堂本其所以称为‘祖本’者,因传世尚有石刻残本和玉烟堂本都是墨池堂本的复刻。墨池堂本缺‘渐’、‘贪’二字,后二本亦缺;墨池堂本‘乏’字颇似之字,而石刻残本竟误为‘之’。石刻残本后半残缺,有无‘智永’题名不得而知;玉烟堂本则把‘智永’题名删去了。这是有意假充王羲之的真迹,那才是后人的作伪,智永是不能负责的。

   前代也有人说过:‘《兰亭修禊前序》,世传隋僧智永临写。……永师实右军末裔,颇能传其家法。’(《兰亭考》卷六引钱塘吴说语。)又有人说‘隋智永亦临写刻石,间以章草。’(《兰亭考》卷五。)两者都说为‘临写’,虽然没有把真相透露出来,但智永和《兰亭》有密切关联是很明显的。我估计,智永写《兰亭》应该不只一本,象他写的《千字文》有八百多本的一样,故旁观者以为他在‘临写’而已。

   我在这里要作一交代:我说《兰亭序》依托于智永,这并不是否定《兰亭序》的书法价值;也并不是有意侮辱智永。不,我也承认《兰亭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这是不能否认的。我把《兰亭序》的写作权归诸智永,是把应享的名誉归还了主人。我自己也是喜欢《兰亭序》书法的人,少年时代临摹过不少遍,直到现在我还是相当喜欢它。我能够不看帖本或墨迹影印本就把它临摹出来。这是须得交代明白的。

   唐初弘福寺的僧人怀仁,集王羲之书而成的《大唐圣教序碑》建立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六七二年),上距太宗之死仅二十三年。序中有不少的字采集自《兰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群’字,一个见‘导群生于十地’,另一个见‘拯群有之涂炭’。两个‘群’字都采自《兰亭序》的‘群贤毕至’。《兰亭》的‘群’字,所从羊字的竖划有破锋,《圣教》的两个‘群’字也照样临摹出原有的破锋。这就证明怀仁的临摹是怎样地认真;而且也证明唐初流传的《兰亭序》的写本或临摹本,同传世的帖本或墨迹本,是一致的。

   《兰亭序》的书法,在唐初已经享受着十分崇高的称誉。孙过庭在他的《书谱》里说:‘《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

《告誓文》 , 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又说:‘兰亭兴集,思逸神超。’《书谱》写于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而《兰亭序》已经在民间流传遍了,被称为行书的最高峰,可见它的影响之深远。敦煌也曾发现过《兰亭序》的民间写本(现藏巴黎),虽然字迹拙劣,不知道是何人所书,但系唐代写本是无可怀疑的。

   《兰亭序》 的书法有这样崇高的盛誉, 故在开元、天宝年间所流传的关于它的‘佳话’,差不多就和神话一样了。象陪葬昭陵一事,在我看来,就是神话。何延之的耳语说自是虚构, 刘NFDA7的褚遂良奏请说也应该是莫须有的。奏请说既已成为‘佳话’流传,同时代的何延之,身为刺史和上柱国,何以竟不知道而造作‘耳语’,并敢于向上方进呈?这就证明:奏请说也只是圆诳而已。

七、王羲之的笔迹应当是怎样?

   总之,《兰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

   那吗,王羲之的笔迹究竟应该是怎样?

   先请注意一下离王羲之只有一百六十年左右的梁武帝的《书评》吧。这篇《书评》是根据袁昂《古今书评》(见《法书要录》卷二)而把它稍稍整理、润色、扩充了的。袁昂以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五二三年)奉命评书,他只评了二十五人,梁武帝却扩充为三十四人。评语大同小异,唯袁昂文字颇零乱,疑有错简,故今不根据袁昂,而根据梁武帝。梁武帝总比唐人较多地看见过王羲之的笔迹。

   隋僧智果所书梁武帝《书评》被收入《淳化阁法帖》中。其中关于王羲之的评语是这样:

   ‘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字势雄强’和性格倔强很相一致,但《兰亭序》的字势却丝毫也没有雄强的味道。韩退之的《石鼓歌》早就讥讽过,‘羲之俗书趁姿媚’,《兰亭序》的字迹是相当妩媚的。清人包世臣,在他的《艺舟双楫》中也说:‘《书平》谓“右军字势雄强”,……若如《阁帖》 所刻, 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 (见《艺舟双楫》卷四。) 《阁帖》即《淳化阁法帖》,其第六、七、八诸册收入了王羲之的草书,在包世臣看来,连那些字迹都是有问题的。唐人张怀 的《书议》 (《法书要录》卷四) ,列王羲之的草书于八人之末。他也早就说过:‘逸少(草书)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又说:‘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这些批评是相当严峻的,和梁武帝的《书评》恰恰相反。这就表明: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但梁武帝的《书评》 评得却很抽象, 有意追求辞藻。所谓‘字势雄强’,所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使人很难仿佛王羲之的字迹到底是怎样一种体裁。

   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的探索。他认为‘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他收集了资料五条如下:

   (一) ‘羲之少朗拔,为叔父 所赏,善草隶。’(见《世说新语·言语篇》‘谢太傅语王右军’条下刘注。)

   (二)‘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郄 ,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见梁代虞和《论书表》,亦见《晋书·王羲之传》。)

   (三) ‘及长,辩瞻,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见《晋书·王羲之传》。)

   (四)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见《晋书·王羲之传》。)

   (五)‘献之……工草隶,善丹青。……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见《晋书·王献之传》。)

   康生同志说:‘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这见解非常犀利。我也找到了一些补充证据值得在这儿叙述。

   梁代庾肩吾有《书品》一文,他把汉魏以来迄于梁代的名书家一百二十八人分为三等九品,统称之为‘善草隶者’。其中包含着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王羲之是上上品三人中的第三人,王献之是上中品五人中的第五人。

   何谓‘草隶’?庾肩吾是分开来说的,草是草书,隶是隶书。

   ‘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

   ‘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曰草书。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知名,今之草书是也。’

   隶书是没有问题的,这儿所说的‘今之草书’指的是章草。建初是后汉章帝的年号,后人虽然有的把章草说成为章帝所造,其实是章帝时代所开始流行的一种写表章的草写隶书,字字分离,不相连接。故庾又云:‘隶既发源秦史,草乃激流齐相,跨七代而弥遵,将千载而无革。’自秦至梁为‘七代’,这是说梁代以前,正书就是隶书,草书就是章草。庾所说的过去的事是正确的,但他说到将来千年也不会变,那就没有说对。

   ‘齐相’即指杜操。杜操之名,后人书中每改为杜度,如庾肩吾《书品》列‘杜度伯度’ 于上中, 谓‘杜度,滥觞于草书,取奇于汉帝,诏复奏事。皆作草书’。‘汉帝’即指汉章帝。唐人张怀 《书断(中)》(《法书要录》卷八)列杜度于‘精品’,云‘后汉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御使大夫延年曾孙,章帝时为齐相,善章草。’又引萧子良云‘本名操,为魏武帝讳,改为度。’怀 不同意萧说,谓‘蔡邕《劝学篇》云“齐相杜度,美守名篇”,汉中郎不应预为武帝讳也。’其实萧子良是说后人为曹操讳,非杜操自讳。怀 似将杜操与杜度判为二人,在其《书断》(上) 》(《法书要录》 卷七) 论章草条下, 既引萧子良说‘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稿法’,又云‘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杜操与杜度既误为两人,因而‘汉齐相’亦有误作‘魏齐相’者。如齐人王僧虔录《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法书要录》卷一)云:‘京兆杜度为魏齐相,始有草名。’此又后人妄作聪明者所臆改。唯庾氏《书品》中杜度与杜操之名亦歧出,此盖由于讳改未尽,或则回改未尽。(前代讳者,后代因不讳而又改回原字,故书中往往零乱。) 窦NCB7E《述书赋(上)》窦蒙注:‘杜操字伯度,京兆人,终后汉齐相。章帝贵其迹,诏上章表,故号章草。’(见《法书要录》卷五。)此最为翔实。

   还请注意《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那篇纪录吧。羊欣是王献之的弟子,是晋宋两代的人。文中在草书之外还有所谓‘草稿’,或单称‘稿’。

   一、卫 字伯玉,‘更为草稿。草稿,相闻书也’。(‘相闻’乃尺牍之意。)

   二、杜畿、杜恕、杜预,‘三世善草稿’。

   三、王导‘善稿、行’。(稿书与行书。)

   四、王献之‘善隶、稿’。(隶书与稿书。)

   说到王羲之,则是‘博精群法,特意草隶’。草、隶者章草与隶书。这和王献之‘善、隶、稿’对照起来看,草书与稿书的差别、大王与小王的差别,可以一目了然。宋代宗炳的九体书中,‘稿书’与‘半草书’、‘全草书’并列 (见《法书要录》卷二梁庾元威《论书》) ,宋代王 《文字志》(见《法书要录》卷一)在‘古书有三十六种’中亦以‘稿书’与‘草书’并列。这些都证明:唐以前所说的‘草’是章草,唐以后所说的‘草’是‘稿书’。章草有一定的规律,‘稿书’则比较自由。故张芝曾云:‘囱囱不暇草书’,是说没有工夫作有规律的章草,只好写‘稿书’。实际上‘稿书’并不始于卫 ,特卫 的稿书写出了风格而已。近代发现的西陲魏晋竹木简上的文字其实都是‘稿书’。但那些稿书虽然没有章草那么谨严,却总还保留着隶书的笔意。这是时代使然,任何变化都是有一定的过程的。

   我很欣赏上举李文田的推测,‘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请注意,他说的是‘相近’,也就是说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隶书的笔意究竟是怎样的呢? 具体地说来,是在使用方笔,逆入平出,下笔藏锋而落笔不收锋,形成所谓‘蚕头’和‘燕尾’。南北朝人的碑刻字或写经书,虽已收锋,仍用方笔;凡一点一划、一起一收,笔锋在纸绢等上转折如画三角形。这样的用笔法,就是所谓隶书笔意。

   再者,李文田所提到的《宝子碑》(图版贰),以清乾隆四十三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县南七十里杨旗田,后移入城内武侯祠侧。《龙颜碑》(图版贰)在云南陆良县东南二十里贞元堡,直到清代道光年间才被当时的云贵总督阮元幕下的文人们所注意到,而加以重视。《宝子》刻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四○五年)五月。--碑文作‘太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盖安帝元兴元年(公元四○二年)曾改元为太亨,后又改回元兴,元兴只有三年,于第四年春正巳改元为义熙,陆良道远,不知道中央已屡次改元,故犹沿用太亨年号至于四年四月。《龙颜》则刻于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四五八年)。

   有趣的是,《王兴之夫妇墓志》的字迹与《宝子》极相类似,而《谢鲲墓志》的字迹则与《龙颜》相近。这可证明,在南朝的晋宋时代,无论在中央或极辟远的地方,文字结构和北朝的碑刻完全是一个体段,对于两汉的隶书都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李文田所说的‘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

   故有《王兴之夫妇墓志》与《谢鲲墓志》的出土,李文田的预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一半。我很相信,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将来很可能有羲之真迹出土,使李的预言能得到全面的实现。姑且写在这里,作为第二次的预言。

                                     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后

   文章脱稿后,我同一位对于文字学和书法都有研究的朋友谈及李文田的说法。出乎意外的是,这位朋友却不以李说为然。他认为《临河序》是节录,文后的四十个字是把文外的记事掺杂进去了的。

   我只得请他把《兰亭墨迹》的神龙本,拿出来研究一下。这是所谓《冯承素摹本》(图版壹)。因为唐人把隔水换过,一首一尾还留下‘神龙’二字的长方形半印。文前剩下‘神龙’二字的左半,文后剩下右半。‘神龙’是唐中宗的年号,在存世墨迹本中,大家倾向于以这本为最好。它的真迹尚存故宫博物院,我曾经亲自去对勘过。

   我对不同意李文田说的朋友说道:暂且把文章的真伪避开,就字论字吧。依托者在起草时留下了一个大漏洞。那就是一开始的‘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的‘癸丑’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填补进去的,属文者记不起当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但留的空白只能容纳一个字的光景,因此填补上去的‘癸丑’二字比较扁平而紧接,‘丑’字并且还经过添改。这就露出了马脚,足以证明《兰亭》决不是王羲之写的。在干支纪岁盛行的当年,而且已经是暮春三月了,王羲之写文章,岂有连本年的干支都还记不得,而要留空待填的道理?……

   我的话还没有十分说完,朋友已经恍然大悟了。《兰亭序》是依托,看来是无可争辩的。

   说到了《神龙本兰亭墨迹》,在这里不妨再写出一些我自己关于它的看法。照我看来,这个墨迹本很可能就是真迹。它不是临摹本或者‘响拓本’。原文二十八行,基本上是用浓墨写成的,但有三个字的墨色较淡而润。那就是‘齐彭殇为妄作’句中的彭、殇、为三个字,彭字较淡,殇字稍浓,为字又转淡。这是在写属中笔尖蘸了两次水的原故。

   还有,几处删改的字句使用了三种墨笔,即浓笔、淡笔、半浓半淡笔。为明了起见,我在这里画出一个表来。

   浓笔癸丑(首行)痛(二十一行)文(末行)

   淡笔向之(十七行)每(二十一行)作(末行)

   半浓半淡笔良可(二十五行)夫(二十五行)因(十三行)

   ‘痛’字是由‘哀’字改的,初稿为‘岂不哀哉’,改定为‘岂不痛哉’。末行‘文’字,也是序文最后一字,先写为‘作’,用淡墨笔涂去,然后用浓墨笔改写为‘文’。即‘将有感于斯作’被改定为‘将有感于斯文’。

   ‘向之’二字,初稿为‘于今’。即‘于今所欣, 仰之间,以为陈迹’用淡墨笔被改定为‘向之所欣, 仰之间,以为陈迹’。原用‘于今’,很明显地还保留着孙绰《兰亭后序》中的‘今日之迹,明复陈矣’的胎盘。

   ‘每’字最值得注意。它是先用浓墨笔写成‘一’字,然后用淡墨笔添写为‘每’字,故一字之中有浓有淡。为什么要这样改? 那是因为在修辞上避免文字的重复。初稿是‘一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一句之中有两个‘一’字,故把上字改为‘每’。在这儿把作文者的精神活动明显地摄影在纸上了。

   第二十五行的一句初稿的‘良可悲也’是用浓墨笔写的,用半浓半淡笔涂去‘良可’二字,又把‘也’字改为‘夫’。于是‘良可悲也’便被改为‘悲夫’两个字。

   这些改动,特别是用三种墨笔来改动,这是表明着文章在定稿过程中经过反复的修改。在前也有人注意到这些,但他们坚信《兰亭序》是王羲之自己做的,自己写的,故认为是临摹者仔细地临摹了王羲之的稿本,连笔墨的浓淡都照样临摹出来了。这是为先入之见所囿的见解。今天我们知道《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临河序》,更不是他的亲笔,那就用不着再走弯路,可以直捷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同他所写的《告誓文》和别人临他所写的《归田赋》,笔迹差不多完全相同。

   神龙本有石刻本传世,在第十三行(‘或因寄所托’云云) 与第十四行(‘趣舍万殊’云云) 之间,有‘贞观’、‘褚氏’、‘绍兴’三印,而故宫博物院所藏墨迹本却只有‘绍兴’一印,而无‘贞观’与‘褚氏’二印。因此,也有人怀疑墨迹本的可靠性。 其实这是把问题弄颠倒了。 这不是墨迹本有问题,而是石刻本的‘贞观’与‘褚氏’二印是被后人移植上去的。还有,墨迹本的前隔水,在重新裱装时,左侧的边缘被剪去了二分左右,以致前隔水上原有的题字和印章略被剪损。至于前后隔水上的印章与刻本不尽相同,那些都是刻石者玩弄的诡诈,不足为异。

   在这里,随带着再谈一谈羲献父子的异同。唐人张怀 的《书估》(《法书要录》卷四)写于天宝十三年,其中有下列一段故事:

   子敬年十五六时,常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逸少笑而不答。

   这同一故事,又见张怀 的《书议》 (《法书要录》卷四) 及《书断》(上) 》(《法书要录》卷七) ,怀 当有所本。这个故事,和陶宏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所谈到的另一个故事,表面上虽似矛盾,而实质上是相通的。

   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

   由这两个故事看来,在书道发展史中,羲之是属于守成派,献之和羲之晚年的代笔者, 则是革新派。 献之幼年,他的父亲说他‘善隶书,咄咄逼人。’ (见王羲之《致郄昙论婚书帖》。) 但他稍长后,认识到了社会的要求,感觉到书法必须改革,应该采取‘稿行之间’的道路。稿书,速度快。行书,容易认。在这个基础之上而追求艺术化,则可适用而美观。这正是后来书法发展的道路。

   羲之晚年的代笔者,可惜陶宏景未记其姓名,看来他倒是羲献父子之间的桥梁。羲献字帖每每混淆,可在这里找到它的钥匙。例如,《淳化阁法帖》所收的王献之字帖中,有《玄度时往来帖》与《玄度何来迟帖》,是比较豪放的字体,前者提到谢尚,后者提到谢安,前人以为乃羲之语,非献之书。在我看来,很可能就是这位无名氏的代笔者所留下的痕迹。

   合乎社会的要求,便会受到社会的欢迎。故王献之书,在当年是曾经受到过盛大欢迎的。陶宏景的《论书启》中说道:‘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钟繇),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唯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这倒真是做到了‘咄咄逼人’的地步。守成派对于献之是不大满意的,他们崇尚古雅,以钟繇、王羲之为轨范。梁武帝和陶宏景都是属于守成派。有名的梁代书家萧子云,就是受到梁武帝书论的影响,由学习献之,改而崇尚钟繇。他也有《致梁武帝论书启》 (见《法书要录》卷一),其略云:

   臣昔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模子敬,多历年所。……十余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达字体。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犹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法元常。

   这可表见在书法变革时期中的波动。然而‘稿行之间’的道路,却是开拓出了梁陈以后,特别是隋唐以后的书法主流。这一变化,到唐代的颜真卿而登峰造极。颜真卿有字帖自述云:‘自南朝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及至小子,斯道大丧。’颜真卿说得很客气,其实这是时代使然,并不是他不守祖训。就给大小篆书之让位于隶书章草一样,隶书章草随着时代的进展也不能不让位于真书和行草书了。后人所崇拜的王羲之字迹,大都不是王羲之自己写的。‘法帖第一’的《兰亭序》便道穿了其中的消息。王羲之的章草传世很少,而他的隶书则从来没有看见过。后人所传的王羲之,大抵是经过粉饰(或者可以称为‘圣化’)后的王羲之。

   当然,篆、隶、章草还是有生命力的,就连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的金文都依然为世所宝贵,为书法家所临摹。但它们是作为纯粹的艺术品,而不是作为通用的文字工具了。今天的文字更有剧烈的改变,知道了今天,便可以更好地了解昨天。

   最后,我还想提到近年(一九五六年二月上旬)在武昌东北郊的河家大湾,由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发现的齐永明三年(公元四八五年) 的《刘觊买地券》(详见《考古》一九六五年四期中的《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 ,其中的刘觊墓出现了一方砖刻的买地券,文多至四百余字,大抵完好。砖券现存历史博物馆 (见图八及所附释文)。券文的内容,和往年山西出土的《张叔敬瓦缶文》(汉熹平二年所书)大抵相同。这两件古文书,不仅可以考见当时民间书法的体裁,而且还可以考见未受印度影响以前的民间信仰的轮廓。特别有趣的是:地下官吏是地上官吏的翻版,阴间是阳间的翻版。

   从《刘觊买地券》的文字看来,仍然还保留着一定的隶书味道,但和后来的真书、行书也相差不远了。这正证明书法的发展,确实在采取着王献之所说的‘稿行之间’的道路。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三日

再书后

   顷得南京文管会五月十九日来信,言于兴之墓旁又发现王彬长女丹虎之墓,出土物较为丰富。有砖志一块(图版陆),其文为:

   晋故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琅耶临沂王彬之长女字丹虎,年五十八。升平三年七月廿八日卒。其年九月卅日,葬于白石,在彬之墓右。刻砖为识。

   来信云:‘《王丹虎砖志》之出土,证明前所考兴之即王彬之子,已确凿无疑。’这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将来王彬之墓也很有可能被发现。目前文管会‘正积极着手编写发掘简报’,很希望能够早一天见到。

   由寄来的拓片看来,《丹虎墓志》和《兴之夫妇墓志》是一人所书。字迹完全相同。《丹虎墓志》中两次直称王彬之名,看来这些墓志都不会是王彬的儿子写的,也不会是王羲之写的。在封建时代,儿子不好直写父亲的名字。王彬是王羲之的叔父,论理也得回避。王羲之父子对于家讳的回避颇严。王虚舟《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六引顾汝和说云:

   逸少祖名‘正’,故王氏作书,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及他正字皆以‘政’代之也。

   王虚舟更加以引伸, 谓‘近人不解此义, 多以求正为“政”。或以孔语解之曰“政者正也”,不妨通用。又以郢人善用斤,移为“郢政”、“斧政”,愈远愈讹,

可为一笑也’。

   的确是可笑。今天的一些旧式的书画家或诗人,一直还在沿用着‘法政’、‘雅政’等字样。这是在回避一千多年前的江左王家的家讳了。应该把这些陈腐的笑料,一扫而空。

   王丹虎未言其夫家,看来是未出嫁的。女子名虎是很少见的例子。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原载《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图版从略)

《兰亭序》的真伪驳议(高二适)

   顷见光明日报连载郭沫若先生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文章的内容, 划为七大NFDE2,洋洋洒洒,都两万余言。关于兰亭部分,郭先生的立论要旨:在其文(三)‘由墓志说到书法’。大抵概括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原作墓志,本人改称。)拓片,与王羲之所写《兰亭序》年代是相与上下的。由于墓石上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于是《兰亭序》的可靠性的问题,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了。原文尤其是席清季顺德李文田题满人端方收得吾乡汪容甫先生旧藏《定武禊帖不损本》的跋语之势。他论定了‘《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又其文由(五)到(六)揭题以《兰亭序》为依托,郭先生更斩钉截铁的批判了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郭的决定性的论断如此。又其文(七) ‘王羲之的笔迹,应当是怎样。’这一NFDE2作者更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些又都是郭先生根本在怀疑凡属祖刻‘澄清堂’及其次‘淳化阁’等丛帖上刻的右军书迹,此乃不啻在帖学上作了一个大翻身。惟兹事体大;而问题又相当的繁复。今日而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倒真是使人们能够‘惊心动魄’的。二适无似。谨以浅陋之质;怀战 之思。俾掇芜言,创为驳议如左:

   首先郭先生之为此文。愚以为是系于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论书十二绝句内。咏‘龙藏寺’诗。诗云:‘中正冲和龙藏碑,坛场或出永禅师,山阴面目迷梨枣,谁见匡庐雾霁时。’世臣设想‘龙藏寺’为陈智永僧所书。又其自注‘称“龙藏寺”出魏“李仲璇”“敬显隽”碑。……左规右矩近《千文》。《书平》谓右军笔势“雄强”,此其庶几。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等语。世臣本以北碑起家,其不信‘禊帖’及大王书,此影响尚属微薄。 (余疑包未见帖本佳刻, 其于华亭摸‘澄清堂’ 又顷水雨十一字,未为能手。而世臣极称之。至“龙藏寺”为北齐张公礼之书,宋拓本字迹尚存,何可张冠李戴。) 至李文田题端方《定武兰亭》,疑问丛生。其断语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这问题就显得重大了。何况郭先生对‘右军传世诸帖,尚欲作进一步的研究’主张来。

   今吾为驳议行文计。请先把清光绪十五年顺德人李文田跋端方的帖语所存在的诸疑义, NE372栝起来,分为两点。盖缘郭文李跋,前后都有错杂突出的意义。窃恐理之难清;词安可喜。

   (一)李云:‘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之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可疑一也。’按李称晋碑,系指《爨龙颜》《爨宝子》的笔意不与《兰亭》帖合。郭文则指南京镇江先后出土之东晋墓石拓片上之隶书也。墓石文差不多均与《兰亭序》在同一个时期,而墓石与《兰亭》笔迹,又是悬殊。

   (二)李跋引用《世说新语·企羡篇》: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喜色条。李云:‘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曰“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按此当作方。拟、方两字,意小有别。)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喜色。是序文本拟(此处即见方、拟字用法。)《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 (此处李以用字异于世说,本文已自入误矣。) 而《定武本》(应作兰亭。定武与兰亭用法自有别,此李又一误。)自夫人之相与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闲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文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余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相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跋,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余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等语。今按李文田此一跋文,措词尖巧,一般以为最可倾倒一世人。其跋似又囿于北碑名家包世臣之诗义。以吾观之,包李之论据虽工,而其言之不中,亦且无能为讳矣。

   此处提示包李评述《兰亭》的识见。而今代郭先生著为论辨,又是采撷前二家先入之见,而更加以序文‘癸丑’二字作为留白补填之题材。及“兰亭出于依托,借词以取证依托者(智永)所露出来的马脚”云云。郭文又说:‘现存神龙本的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就应该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以上为撮合郭先生的论列《兰亭序的真伪》的一文。大似拟议个人要为交割清晰。则知余所持之驳难、会其有在,庶无间我乎?以下则节节驳难李文田诸可疑之点。

   寻当日右军修其禊事,兴集为文。其手笔藁草,本可无须命题。如羲之之于集序,亦并未著己名也。羲之虽未命题著名,而《世说》本文,固已标举王右军《兰亭集序》字面。 至方之《金谷诗序》 ,岂必在文章短长之数? 及梁刘孝标加注,又换新题为《临河序》。是故李跋即不得云:‘今无其题目’。况又称‘唐以后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哉? ’余意自唐太宗收得《兰亭》,即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一时欧、虞、褚诸公,皆摸拓相尚。故唐摸《兰亭》,确甚繁夥。然所谓‘梁以前出世之兰亭。’文田究从何得NFDE4? (余此信姜夔说。 ) 遣词缭绕, 不澈不明。此李文田之误一也。然吾窃诧异《世说》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方金谷诗序。甚有喜色。’夫以誓墓辞荣之身;忽侪望尘下拜之辈。右军宜无可喜。然《世说》竟称其事。吾于此亦欲有如郭先生论文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之感。凡此固《兰亭文》(东坡用此称。)真假的支节问题,原非最要。最要为何? 吾请仍以《世说注》为证。吾则重袭郭的原文,抄出《临河》《兰亭》两序为对比的前例。我今也钞《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于赵王伦;及《陆机本集》全文,为率先解剖李跋中可疑的一件事。即我前文以为文田最能倾倒一世人的一件事。

   《世说新语·自新》。戴渊少时游侠条。(文长不录。)刘注如下。陆机荐渊于赵王伦曰:

   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伏见处士戴渊。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诚东南之遗宝,朝廷之贵璞也。若得寄迹康衢,必能结轨NFDE3骥。耀

   质廊庙,必能垂光瑜。夫枯岸之民,果于输珠。润山之客,烈于贡玉,盖明暗呈形,则庸识所甄也。与赵王伦荐戴渊笺(陆机本集全文)

   盖闻繁弱登御,后然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此下《世说注》有删节。)主,必假远迩之器。蕴匮之才,思托太

   音之和,伏见处士广陵戴若思,年三(此下《世说注》文字,有移动及增减处。)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物。安穷乐志,无风尘

   之慕。砥节立行,有井堞之洁。诚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若得托迹康衢,则能结轨骥NFDE3。曜质廊庙,必能垂光 矣。惟明公垂神采察,不使忠允(此下“世说注”有增添文。)

   之言,以人而废。

   以上《世说新语》的注,与《陆平原(机)集》对看。较易了然‘注家有增减前人文集之事。’而李文田跋语却说‘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这是站不住脚的。而李又曾昌言《世说注》《临河序》的文字。与《右军本集》有不相应之确证。李若同时见此二文,倘否可云《陆机文集》,荐戴渊与赵王伦笺,又与《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与赵王伦文,有不相应之确证耶?《世说注》《临河序》(‘临河’二字,吾意系刘孝标的文人好为立异改上的。至于末尾上的右将军司马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迄罚酒各三斗诸文。则是记述禊集诗事。此或系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的能事。但此别无证据,惟照《晋书羲之本传》称‘作序以申其志。 ’则夫人之相与一大NFDE2,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特假此附记。) 与《右军本集》序文,同被刘孝标删添而异其词,已无疑矣。本是一个《兰亭》,而李跋乃判为‘梁以前唐以后两个《兰亭》,’此李文田之误二也。至于李又尝称:‘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吾熟知右军书博精群法,不名一体。今李文田欲强右军之写兰亭,必如铭石之书而后可。斯乃胶柱鼓瑟,亦其无博识常理者。此李文田之误三也。吾行文至此,不禁心情鼓荡。猛忆郭先生原文(七)‘王羲之笔迹,应当是怎样’的小标题下。有云:‘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探索。’以及康生先生列举了五个例证。结语‘是王羲之的字迹,具体的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等语。旨哉言乎!王右军《定武兰亭》佳本,即是没有脱离过隶书笔意的。但除《定刻五字未损本》,则为最不易识。而非可取证求索于通称褚摸之《神龙本》,亦不可以以羲之已变隶入正行,而要其重新字字作隶法。昔黄山谷谓‘楷法生于兰亭。’即指《定武本》言。而草生于隶,(草、为章草。)正生于草,亦生于隶。此为书法上相传授之一准则,世人往往未尽能识之。今《定武兰亭》,确示吾人以自隶草变而为楷, (此意未经人道过,为吾苦思而得之。) 故帖字多带隶法也。昭陵茧纸,如在人间,当亦不外乎此。今欲证吾言,明帖意,特摸出如干字如次:《兰亭序》首行(指定武佳本言)癸丑之丑,即系NFDE6扁隶法。 曲水之水,如魏《张黑女志》。宇宙之宇,似汉《西狭颂》中字。而王十朋《玉石版本》尤神妙。形骸之外,外字右卜,由急就章卜字来。亦与《瘗鹤铭》 外字同法。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状,不是NFDE5。老之将至,老字与皇象章草同科。死生亦大矣死字。隶体。临文之文,亦同于急就章,及钟宣示表。(钟帖今本系王临)。此右军变草未离钟皇处。至其序中的改字笔迹。如‘NFDE7’‘向之’‘夫’‘文’等。凡欧摸宋拓佳本,皆未脱离此种隶式。《定武兰亭》,余所见以‘元人吴柄藏本’,最为不失笔意。

   又余今为此驳议,在他一方面言之。亦殊想拍合郭先生继康生先生后,‘找到了的一些补充证据。’以为他日得有反覆讨论到王右军的字迹真假之所同异。今特根据汪容甫自跋其‘修禊序’语甄录少许。容甫的考订鉴赏,其精诣处远在同时的翁覃溪上。观其第一跋曰:‘今体隶书,以右军为第一,右军书,以修禊序为第一。修禊序,以定武本为第一。 ……’NFDE1字着得最有眼光。又曰:‘定武乃率更响拓,而非其手书。唐书文苑传,称率更本学王羲之书,可谓高识。此必柳芳、吴兢之旧文。宋子京采用之尔。’称定武为欧阳询响拓,容甫是有一定的看法的。在本题李跋端方的帖尾文,亦尝引用容甫之友人赵文学魏之论断,顾李文田未能领会赵氏之本意,遂至放言一发而难准。 赵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NFDE1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NFDE1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摸失真也。’汪容甫题跋到此,吾意必为郭康两先生所叹服。再吾忆往年在沪, 于闽诗人李拔可墨巢斋中,偶林子有谈NFDE1变及章今草法之递嬗,墨巢翁是之,别后之翌日,墨巢忽举其所藏王右军书影本见遗。附有残帖拓片,极可贵。此盖吴门缪氏所收淳化初刻也。其书点画波磔,皆带隶法。尝为容甫所推许,今亦见汪氏重摸之禊序跋尾中。故容甫曾寄慨词:谓‘前贤遗翰,多为俗刻所汨没。而不见定武真本,终不可与论右军之书也。’以上各则,似稍涉琐尾。然为考求《兰亭》之真伪,不知能值得郭康二先生一顾否? 然余独不解郭先生论《兰亭》真伪的大文,何以一定要牵联到南京近境出土之晋石。引攻错北碑者为已张目。今审包世臣所咏‘龙藏’句意,乃适为浅陋已。(见上下文。)而李文田则昌言‘使右军而有书,必其与‘爨龙颜’‘爨宝子’相近而后可。’吾今试问之,假如王右军当日写兰亭序,竟作‘二爨’碑字体,即得符于梁武‘龙跳虎卧’之势耶?吾恐其又不必然矣。

   然则此一疑问,将从何而得解,吾于此仍当继吾言也。

   尝读张怀 《书断》‘行书,王 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押(字亦作狎,)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今李文田斤斤焉欲王右军兰亭序之书,与大小爨相近。郭先生以获见王谢墓石,又著论从而广之。且词益加激厉;理益加横肆。吁! 是皆不识羲之得名之所自而然。又怀 别有《书论》云:‘其真书,逸少第一:元常第二。其行书,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又右军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窃意南京他日倘有可能得再发现东晋碑碣,其碑字亦必与王兴之夫妇,谢鲲等墓石书体不相远。盖南朝本禁立碑。其碑是否出于当时名能书者之手。今则举不可知! 观王右军字迹,从未有见之墓石者,其故端有可思。是故郭先生以为江南所掘石刻,‘使李文田预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一半。’及‘将来在南京近境的地下,很有可能有羲之真迹的出土。使李的预言,能得到全面的实现。’等语。鄙意郭先生有此雅怀,则殊难必其料量到此。何也,以碑刻字体例,固与兰亭字迹无可通耳。

   又查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颍川钟繇条:……‘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云。按此即所谓太傅之三色书者,其用法自各有别。吾偶得元人著《衍极》一书。其中有言:‘初行草之书,魏晋以来,惟用简札。至铭刻必正书之。故钟繇正书,谓之铭石。’此语明显,堪作前文注脚。缘此之故,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间铭石之NFDE1正乎?是李跋前后所言,均属无所依据,是可不攻而自破矣。考羲之本属各体皆工,允为当时及后世人所临习。今梁陈闲书,总不离羲、献父子。而反谓羲之为梁陈以后体耶? 此文田之误四矣。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 如云: “右军书兰亭序,在书法上不妨发挥他的独特性。又‘王羲之所写的行书和真书。是当时的新体字,还不登大雅之堂’等说法。这是哗众取宠,羌无故实。惟草生于汉,汉碑无虑数什佰种,而竟未见有作草者。北朝魏齐,南朝东晋梁陈,书风虽不尽同。而地上所表立,地下所发掘者。累世迄均无一魏晋人行押书,此亦可思矣。溯自唐太宗令弘福寺僧怀仁集王右军真行书,为‘圣教序’文刻石。及太宗御书之‘晋祠铭’,以至后来 煌发现之‘温泉碑。’ (宝刻类篇、著录此名。) 始次第开行草立石之渐。厥后高宗御书之‘万年宫’,‘李贞武’及‘大唐功德颂’皆真行之闲也。而文皇父子,亦均得法于右军之《兰亭》。贞观诸臣工,又均竟相摸拓羲之《兰亭》书迹。观魏徵对太宗言:‘褚遂良下笔遒劲,得王逸少法。’又高宗龙朔间,许圉师称‘魏晋以后,惟称二王,’斯乃可见一班。惟摸勒《兰亭》,而能夺真,当时 得欧阳询‘定武’一刻耳。夫太宗之收《兰亭》也,于羲之传亲为制赞。又誉右军作《兰亭序》,以申其志。文皇‘笔意’,更载‘学书先须知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云云。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摸。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又观右军年五十三,或恐风烛奄及。 遂作‘笔阵图’以遗子孙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NFDE1字中,发人意气。’此倘即为《兰亭》法以立家训否? 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何谓‘有梁以前唐以后兰亭之说耶!’此李文田之误五矣。

   前义既粗陈。吾乃说向褚摸‘神龙本’之考究。据郭称:‘神龙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也就是《兰亭》序的真本。’此浮誉难实,永禅师无可当。鄙意郭先生既找到了《兰亭》出于依托,此或不得不归之智永。抑或归之智永,始可弥缝其己之依托之说。‘墨池堂’所刻,吾不能举。惟知其中亦收有‘神龙兰亭’,摸手失笔极多。吾不久前在大公报‘艺林’,见有署名启功者,谈《神龙本》兰亭一文。及附印有《神龙》全本。予以廓大镜照之,审京‘故宫博物院’藏本,与通行石本初无二致。不知此是否为宋人苏耆家《兰亭》三本之一,为耆子、才翁东斋所遗之物,题为褚遂良摸者。如其是也。米南宫当日曾谓:‘其改字多率笔为之,有褚体,余皆尽妙,此书下真迹一等。’云云。予今据“艺林’启功先生所谈帖中一字。(每)与郭先生文中所考定为比。启功云:‘这里每字的一大横,与上下文各字一律是重墨。而每字的部分,则全是淡笔。表现了改写的程度’。郭云:‘这里的“每”字,最值得注意。他是先用浓墨笔写成一字,然后用淡墨笔添写为“每”字。故一字中有浓有淡。’我从这一点看来,便知道两位笔下的《神龙兰亭》,原是一个东西。郭先生拟《神龙》于智永, 不识别有何种秘义? 寻《神龙本》 亦只逊于《定武》一筹。故米评又有:‘勾填之肖,自运之合’语。已示微意! 吾见《神龙》除改字(改笔的率)外,即无一NFDE1笔可寻。意者青琐瑶台,其不逮《定武》乃在自运之合耶?而智永‘千文’真迹,(阁帖承足下还来帖,有人认系释智果书。其末两字,为押字也。)长安有刻石,书坊有宋拓影本流传。其真书近虞永兴,(世南本从智永为师)草则多有章书笔致,在铁门限固应有临习兰亭遗迹,但何可以褚摸之本归之。至郭称:‘帖中,“癸丑”二字,是留下空白补填上的’,以此折服其友人。审文中转折,岂无‘口是而心非’。吾意兰亭中的‘癸丑’二字,自有此帖,即今化身千亿,自始即已如此作。从来摸帖,贵在毫备尽,与真无差,此属是已。窃意‘癸丑’二字,如郭的文章所称说‘属文者记不起当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然而干支配合,缀成岁纪。此人连著留下两个字的空白,都忘却了。还谈得上什么兴集为文。此等处原不是兰亭序的真伪的核心问题,然若稍稍领会右军的‘用笔阵图法’(见后文引)书道固在玄妙之间耳。郭先生于《神龙本》考证精详,此是也。而视为智永之真迹,掠取其七代祖先而代之。鄙意郭先生的友人,震慑于‘补填’二字之说。接着便认‘兰亭是由于依托’。此其文过饰非,不肯明辨是非。此在今日对人对事,均非所宜出矣。

   此处余得钞来唐人李嗣真的《书后品》踵庾肩吾‘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类相附,大等而三。’之意。其书列王羲之为‘逸品,’褚遂良得‘上下品,’释智永得‘中中品’ 。 嗣真兼称:‘智永精绝,惜无奇态。’此三人《书品》相越如上。倘《神龙》属之智永,取‘智’而抑‘褚’,无论书迹之相悬殊,其‘品’亦极难称。是故郭文书后一段,其自发语:‘这个墨迹,很可能就是真迹。’又‘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若视同定案,亦颇可有待商之处在。

   或有问余曰:兰亭‘癸丑’二字,不作填补说,应作何解? 余曰:此王羲之所留真迹也。以《定武》照之,皆然。以其他本照之,亦无不然。寻‘笔阵图’;有‘夫欲书者,先乾砚墨,凝神静思。……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字,但得其点画尔。’又‘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此右军屡言之,不一见。 观序文‘丑癸’一格作两字,如第十二行行首‘一世’二字,亦然。丑作NFDE1扁, 世字NFDE1草尤神妙。抑此等字法,张伯英亦时发之。顾其佳境,乃在‘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耳。何深疑焉!

   愚不才中岁嗜书,坐卧王氏书帖。往于佳本《兰亭》,时有心神散朗,一似帖气显露‘雄强’,使人凭生振发。故事:有赵文敏在元大德间,与同时鉴赏家霍清臣等十三人,集鲜于伯几池上。座有郭右之者,出羲之思想帖真迹(刻淳熙续帖中)侑客。观者无不咨嗟叹息,真见有‘龙跳虎卧’之势。吾意此并非难遇也。玩书字故应如相马然,牝牡骊黄,妙尽神凝,却能涵茹性趣。又吾每一临习《吴炳不损本》,思与古人‘神交’ , 解衣盘礴,辄成‘默契’。此吾之所得也。岂识包世臣能识华亭重开‘澄清帖’残本,又顷‘水雨以复为灾彼何似’两行十一字, (据张溥百三名家集,顷水作须求, 澄清今传四卷、 吾查未见此帖,而戏鸿本未可定为佳摸也。) 叹其如‘虫网珞壁,劲而复虚’而又作诗讥刺《定武兰亭》为未称梁武书平之势。文人见异思迁,是非无准。岂不痛哉! 包李一时均服膺北碑,或于帖学褊见,兼有所未窥。此倘《世说》所称:‘轻在角NFDE8中为人作议论者。’

   以上余于郭先生兰亭真伪的‘驳难’,其大处略尽于此。谨议。

                (原载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

《驳议》的商讨(郭沫若)

   高二适先生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我仔细地阅读了。《光明日报》七月三十一日的铅印,《文物》第七期影印出的手稿,我都仔细地阅读了。

   对于学术问题,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见提供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很好的事。

   《兰亭序》依托说,如果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撤消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

   因此,我要把我的见解再写些出来,作进一步的商讨。

一、注家引文能减不能增

   《驳议》认为‘注家有增减前人之事’。‘减’,如果不是断章取义,是没有问题的。‘增’,却是大有可商。

   《驳议》立说的根据是:《世说新语·自新篇》‘戴渊少时游侠’条下,刘孝标注‘虞预《晋书》曰机荐渊于赵王伦’云云,其下所引陆机笺文与高先生所见‘陆机本集全文’有所不同。他因而注出‘《世说注》有删节,……有移动及增减处,……有增添文’。故归纳为‘注家有增减前人之事’。

   今案:《驳议》所引‘陆机本集全文’,出自唐太宗‘御撰’的《晋书·戴若思传》。因避李渊讳,故戴渊被改称为‘若思’,掩其名而称其字。陆机笺文亦有所修改,如云‘伏见广陵戴若思,年三十’云云,即显示有修改痕迹。戴渊既未以字行,陆机向上级推荐人,何得有舍名而称字之理?

   陆机笺文,《太平御览》(六百三十二)亦有节录。其文为:

   ‘又陆机荐戴若思文曰: 盖闻NFDE9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伏见处士广陵戴渊,年三十,字若思。心智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物。固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渫井之洁。诚东南之贵宝,圣朝之奇璞也。’

   这虽然节录得最短,但‘伏见处士’以下十四字,介绍了戴渊的籍贯、年龄、字号,比其他两种都较为完整,应该是原文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三种都是节录,字句互有异同,但三者合之,却能成为全文。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便把三者合而为一了。为阅者方便起见,将严书制版插入本文,请参照图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虞预《晋书》与李世民《晋书》,对于陆机笺文的节录,互有详略,而相为补充。刘孝标注所引文字,有虞书有而为李书所无者,有虞书无而为李书所有者,这是由于虞李的删节不同,并非刘注有所‘增减’。

   《驳议》根据两种不同的节录本作比较,而断言李文田所说:‘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为‘站不住脚’,恐怕反而是《驳议》站不住脚吧。

   又《驳议》所引的《戴若思传》节录文,标注却为‘陆机本集全文’,文中又称为‘陆机文集’,不知道作者所见到的‘陆机本集’或‘陆机文集’是什么时代的板本?我们所见到的板本,是明人陆元大重刻宋本《晋二俊文集》中的《陆士衡文集》,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中有影印收入,容易见到。但文集中却没有收录这一篇推荐戴渊的笺文。高先生所据的板本,究竟属于什么时代,极愿领教。

二、《临河序》文并无蛇足

   刘孝标由虞预《晋书》所转引的陆机荐笺既不是‘有所增添’,他所引的王羲之《临河序》(《兰亭序》的别名),论理也不应该‘有所增添’。但《临河序》末尾有这样一段:‘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这些文字却为传世《兰亭序》所没有。高先生说:‘至于末尾上的右将军司马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迄罚酒各三斗诸文。则是记述禊集诗事。此或系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的能事。’(标点照原文。)这文字的逻辑有点异样。注家删节别人的文章是常事,但怎好把原文中所没有的文字任意‘添上’?这样的注家还能是有责任感的吗?

   据我看来,刘孝标作注是相当谨严的。他旁征博引,保存了不少梁以前的古籍片羽,不仅补充了《世说》作者刘义庆的简略,并有时对于刘义庆加以适当的品评。刘孝标作注的功绩是不好抹杀的。

   刘孝标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人,他对《兰亭序》称为《临河序》当是他所见到的抄本如是作。不然,《世说·企羡篇》明明说:‘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他何以偏要改称为《临河序》? 可见《临河序》是古抄本上的标题,《兰亭集序》则是刘义庆给予的称号。《临河序》是否王羲之自己的命名虽不敢必,但如《驳议》所说:‘“临河”二字、吾意系刘孝标的文人好为立异改上的’,恐怕不好这样意必吧?

   有人说浙江绍兴现存兰亭遗址,是清高宗南游时,便于他的游览而假定的。真正的兰亭遗址,在离现址二十里许的山中。因而‘临河’二字不妥,不合乎真正遗址的情况。

   要否定‘临河’二字,在我看来,需要有比刘孝标更古的材料。刘义庆称《兰亭集序》,而刘孝标以《临河序》注之,《临河序》中也正说到‘兰亭’,可见‘兰亭临河’,是千五百年前的定论。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浙江(即浙江)水‘北过余杭,东入于海’下注云:‘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亭不是亭台楼阁之亭,而是‘秦法“十里一亭”之亭,亭者犹今之铺也。’(说见《绍兴府志》。)可见‘兰亭’这个小村落,确是在小河边上乃至湖口。所谓‘湖’者指兰渚。《越绝书》‘勾践种兰渚田’。《舆地志》‘山阴郭西有兰渚,渚有兰亭,王羲之所谓“曲水”之胜境,制序于此。’

   郦道元(公元四六六或四七二? --五二七年)与刘孝标(公元四六二--五二一年),虽地分南北,而时代则整整同时,所说‘兰亭’情况若合符契。因而可以理解,序文里面的‘清流急湍’是兰溪或兰渚湖口的?A NAME='1'>程玻皇巧街械钠俨肌?    因而可以理解,‘临河’两字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也不会是‘刘孝标的文人好为立异改上的’。

三、《兰亭序》大申石崇之志

   《金谷诗序》恰巧在《世说》刘注中也有征引,不妨把那文字转引在下边。 (文内方括弧中文字,为刘孝标所删节,依严可均《全晋文》卷三十三汇合七种资料而成的全文补入。)

   ‘余以元康六年(公元二九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这篇序文,和《临河序》文实在相象,文次结构大体相同,故前人以二者相比。《金谷诗序》文中‘凡三十人’以下至‘为首’的缀尾,恰和《临河序》末尾四十许字相应。要说‘此或系禊饮中人写的’,正如高先生自己所说,是‘别无证据’的。注家既无任意增添别人文字之理,而《临河序》末尾四十许字却又为传世《兰亭序》所无,后者的真伪自然会成为问题了。

   更值得讨论的,倒是传世《兰亭序》中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六十七字,到底是刘孝标所删节,还是《临河序》中本来就没有。李文田认为:‘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而高先生则认为:‘惟照《晋书羲之本传》,称“作序以申其志”。则夫人之相与一大NFDE2,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引文标点文字照旧, ‘NFDE2’乃段误,《驳议》中有几处都同此误。) 高先生的理由很简单,‘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即系‘申其志’,故确是本文。这却是把因果倒置了。唐初人因见到存世《兰亭序》中有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故得出‘以申其志’之果。我们却不好倒果为因,在逻辑上是不能允许的。

   其实那一大段文章,在我看来,倒是在申石崇之志。它把《金谷诗序》中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二语,确实作了大大的引伸。如此雷同,对于王羲之,恐怕不是太冠冕的事吧?

   至于李文田的‘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说得也不够明确。今案:那一大段文章里面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二语,明明是在反对庄子。‘一死生’之说,《庄子》书中极多见,但集中地表现在《大宗师》。‘齐彭殇’之说,见《齐物论》。可见那一大段文字,不仅不是‘晋人喜述老庄’者的思想,更不是有‘为逸民之怀’、‘仰诵老氏之诫’的王羲之的思想。关于思想上的探索,我已另写了一文,《〈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以推论之,在此不再赘述。

   故在我看来,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确实是‘妄增’,而自‘右将军司马’ 以下至‘罚酒各三斗’ ,则应为《临河序》所固有。故存世《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说法,我现在仍然相信是有凭有据的。

四、《兰亭序帖》的时代性

   存世《兰亭序》文,既不能相信为王羲之的原文,那吗《兰亭序帖》更不能说是王羲之的笔迹了。

   《兰亭序帖》,无论是写本或刻本,都是后来的楷书笔法,把东晋人书所仍具有的隶书笔意失掉了。这也正表明着它的时代性。

   东晋人所书的砖刻,自前清中叶以来,即有不少的发现。所有的字迹都是隶书,有的还带篆书笔意。砖文大多是陶工所书,这就表明隶书在当时的普遍性。阮元首先注意到这一层, 是有卓识的。  (请参看《光明日报》七月三十日宗白华同志:《论〈兰亭序〉的两封信》。)

   云南曲靖县的《爨宝子碑》发现后,继之以四川涪陵县的《杨阳神道碑》。 (或称《枳杨府君碑》,案“枳’乃县名,在今之涪陵附近。碑刻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七年。) 今又继之以南京出土的《谢鲲墓志》及王兴之夫妇与其长女王丹虎的墓志,都还保留着极其浓重的隶书笔意。

   我们也知道碑刻与简牍,所用字体有正整与草率的不同,但用笔的方法是有同一的时代性或同一作者的个性的。即使把砖石之类抛开,专就字帖而言,王羲之的《豹奴帖》是章草,有名的《十七帖》是稿书,但仍带有章草笔意。这些和《兰亭序帖》是大有距离的。《十七帖》中的《青李来禽帖》是行书,颇带后来的楷法,但与《兰亭序帖》也截然不同。我们不能以王羲之‘兼精诸体’为辞而掩去这个时代性的矛盾。篆书时代的人不能写隶书,隶书时代的人不能写楷书。但反过来,隶书时代的人能写篆书,楷书时代的人能写篆隶。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唐玄宗时传入日本的《丧乱帖》与《孔侍中帖》,我们也看见过。那是双?A NAME='2'>程钅?本,字体颇为流媚,相传是隋以前书。仔细推敲起来,用笔与《宝子》《杨阳》及王谢墓志等尚有一脉相通之处。特别是《丧乱帖》,还有梁代徐僧权和姚怀珍押缝书的痕迹,足以证明所据以拓摹的原迹之古。其中有一两则特别好,但原迹是否王羲之亲笔或其晚年代笔者所作,无法判定。

   至于清高宗所盛为赞赏的《快雪时晴帖》,与《兰亭序帖》笔意颇相近似者,在我们看来,则直是更晚时代的伪作了。

   对于羲之字帖,应该分别研究,定其真伪;不好抱着一成不变的态度,认为“一真一切真,一伪一切伪”。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意思否认所有王羲之的字帖,更没有意思推翻王羲之的地位。《兰亭序帖》即使肯定不是王羲之写的,它的书法价值是谁也不能抹杀的。

   总之,我们一样重视字帖,于碑与帖之间并无偏袒。帖只要是真的,好的,我们总是赞扬的,碑如果是假的,坏的,我们也要揭发的。但出乎意外的是,世间重视帖学的人,却藐视碑刻,甚至视如寇仇。同样是祖国的文物,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差别呢?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据我所知,有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意见:传世《兰亭序》是初稿,而《临河序》则是定稿;初稿没有用,被保存了下来,故同是一篇文章,而有两种面貌。这说法倒比较圆到,看来似乎可以相安无事。然而遗憾的是:《兰亭序》在思想上既不合乎王羲之的思想,在书法上也不合乎王羲之的时代。把王羲之与《兰亭序》的关系分割开来,一分为二,各有千秋,恐怕是更能相安无事的吧。

五、隶书笔意的伸述

   何谓‘隶书笔意’? 在我们是指秦汉隶书特别是汉隶的笔法。后人也有称楷书为‘今隶’的,那是名同实异,不能混同。

   有无隶书笔意,要从真迹、铭刻或者字帖的整体而言;也要从文字的发展过程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呈抛物线形。拿隶书来说,秦人的隶书尚未脱离篆书的体段,西汉人的隶书也还未把篆书笔意完全脱尽。东汉可以算是隶书的最高峰。但自东汉以后,字体又在逐渐转变,变到了唐代,便完全转变到楷书的阶段。

   问题是在汉与唐之间这将近四百年间的变化。南朝比北朝要变得快一些,是可以肯定的。但在王羲之时代便要变到《兰亭序帖》那样的字迹,没有那种可能。

   东晋离汉代近,它的字体不脱离隶书笔意,才合乎情理。就砖刻、石刻、写经文字等而言,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兰亭序帖》是不是也有点隶书笔意呢? 如就某几个字,或者某一个字的一两笔而言,可能是近于隶书的。例如,汪中在他的《定武兰亭跋》中所举的六个字,‘如“固知”固字,“向之”二字,“古人云”云字,“悲夫”夫字,及“文”字改笔,与《魏始平公造像记》、《梁吴平侯神道石柱》,绝相似。’姑且承认他的说法是对的,但在三百二十四字中只有六个字有隶书笔意,是只有百分之一·八。就再把高先生用同样的方法所增加的‘癸丑’的丑字,‘曲水’的水字,‘宇宙’的宇字,‘形骸之外’的外字右卜,‘欣’字欠右一笔,‘老之将至’的老字,‘死生亦大矣’的死字,凡七字,和汪中的六字加拢来,共十三字,也仅只有百分之四的光景。以仅仅这样的百分比,而说整个《兰亭序帖》有隶书笔意,那是不合逻辑的。

   事实上汪中所举的六个字非常勉强,他是想用来搪塞赵魏的说法。赵魏说:‘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汪中举出一鳞片爪来相与针对,而为《定武兰亭》护法,说古法没有亡尽。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免有点矫辩的。汪中的《定武兰亭跋》,我们早就看过,但我们却相信赵魏与李文田,这就表明我们不同意汪中的矫辩。《驳议》中却说:‘汪容甫题跋到此,吾意必为郭康两先生所叹服。’我要坦率地说一句,我并不‘叹服’。就我所知,康生同志也是不会‘叹服’的。我在拙文中引用了康生同志的话:‘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这是从历史观点来看羲之字帖的正确结论。高先生虽然把结论的后半切去了,但并未能改变康生同志对于《兰亭序帖》的实际看法。他的实际看法是:《兰亭序帖》没有隶书笔意。

六、‘僧’字不是徐僧权

   还有一两个字值得附带着讨论一下。那就是有好些种《兰亭序帖》中在第十五行行末‘不’字的右上隅有一个‘僧’字。薛绍彭本及吴傅朋本中,在这‘僧’字之上又还有一个‘察’字,但有‘察’字的就只有薛、吴两本。

   这一两个字的存在,《驳议》中虽然没有提到,但和《兰亭序帖》的年代,却大有关联。

   ‘僧’字的问题,唐人没有提到过,宋人始有争辩。苏东坡曾经见过有‘僧’字的帖本,他认为‘曾不知老之将至误作僧’。 (见《东坡题跋》卷四,《书摹本兰亭后》。)这是说‘僧’乃‘曾’字之误。黄伯思不同意苏轼的说法。他在《法帖刊误》第九《王大令上》项内,有这样一段议论:

   ‘至于读《兰亭序》者,以“不知老之将至”旁一“僧”字为逸少作“曾”字之误。借使摹入行中则害理矣。案古《兰亭序》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间特阔者,盖接纸处,而“不”字适在此行之末 (本作‘不与知字’,‘与知’二字当是衍文,故为删去) ,梁舍人徐僧权于其旁著名,当时谓之“押缝”。梁御府中法书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权”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误”,因读为“曾不知老之将至”,非也。又案《晋史·逸少本传》及《书录》(《法书要录》)第十卷皆载此序,但云“不知老之将至”,而无“曾”字,盖可是正。’

   今案:黄伯思的说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为什么仅仅一个‘僧’字便能断定为徐僧权?‘僧’字保存得那么完好,‘权’字为什么失掉了?写押缝书的人,梁代除徐僧权之外还有江僧宝,陈代则有杜僧谭(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叙自古跋尾押署》条下),为什么不是失掉了‘宝’字、‘谭’字,而独于是‘权’字?要用这样的说法来驳倒苏东坡,我看是很困难的。

   我本人还是相信苏东坡的说法,‘僧’字是‘曾’字之误。‘僧’字的单人旁本来是加添字的符号,表明这个‘曾’字应夹在‘快然自足’与‘不知老之将至’之间。请看所谓《褚摹兰亭》颍上本‘僧’字的单人旁吧,多少还保留着符号的形状 (图十一)。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晋书》所引《兰亭序》文本作‘快然自足’,‘快’字一般帖本都误成意义相反的‘怏’字去了。颍上本于‘怏’字旁分明有改为‘快’字的痕迹。有这一字的添改,可以证明‘曾’字同样是添改了(参看图十一)。

   添上‘曾’字是好事者所为,变为‘僧’字则由刻帖者有意或无意的误刻。如果是‘有意’,则黄伯思的说法恰恰是体会到了作伪者的意思,是想作为押缝书以示帖本之古。

   ‘僧’的来历如此,‘察’更是后加。‘僧’字既可为梁代的徐僧权,则再加上一个‘察’字,便可作为隋代的姚察(隋代写押缝书的人,见上举张彦远著述)。字帖之古岂不就得到了双重的保证? 苏、 黄二人论到‘僧’ 字而未论到‘察’字,可见‘察’字之加添还在苏、黄以后,应该是在南宋时代了。

   至于黄伯思说《晋书》和《书录》皆载此序,并无‘曾’字,那一点也不稀奇。那是表明:‘曾’字是晚唐至北宋初年的好事者所增加的。‘僧’字的来历是这样,‘察’字更后加,可以不必多说。故我们不能因为有一‘僧’字便以为即是徐僧权,更不能根据这样的臆说而断定《兰亭序帖》为梁代内府的法物。

七、唐太宗如果生在今天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他对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大有贡献的。他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特别欣赏王羲之,认为‘尽善尽美’者就只有王羲之一人,使他‘心慕手追’的也只有王羲之一人。 (《晋书·王羲之传》后的评语,是用唐太宗制诏的形式以代替史臣的论赞。)

   由于唐太宗的极度欣赏,使书法得以推广并保存了好些字帖下来,特别是促进了隶书时代向楷书时代的转变,这是好事。秦始皇采用了隶书,唐太宗采用了楷书,这两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书法发展史上,也同样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也由于唐太宗的极度欣赏,作伪者乘机制出了不少赝品,把书法发展过程淆乱了,这就不能同样说是好事了。我倒比较欣赏清代名书画家赵之谦的一段话:

   ‘安吴包慎伯(世臣)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洛神赋》,笔笔皆同汉隶。”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证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元)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摹勒,亦不足宝贵。”与余意异而同。’

   这段话见北京图书馆藏章钰手抄本《章安杂说》。据章钰在卷首的题识:‘原本在罗叔蕴(振玉)处’,今不知何在。

   这段话是有毛病的。首先是完全肯定了包世臣的话,而没有作应有的交代。南唐拓本的《画像赞》与《洛神赋》,赵之谦是否也看见过?是否真正‘笔笔皆同汉隶’?不作交代而全称肯定,则是近于迷信了。

   其次是唐太宗并不兼重二王,他是偏重王羲之,而轻蔑王献之的。上举《王羲之传》的评语把王献之批评得很苛刻,说他‘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饿隶’。这些有名的评语,名书家的赵之谦,不应该是不知道的。

   但我还是比较欣赏赵之谦的这段话,因为话中包含有关于王羲之的部分。王羲之不仅在唐代受到异数的推崇,在宋元明清四代都是一样。特别是清代的乾隆帝,对于王羲之的推崇实不亚于唐太宗,而且他也极端欣赏《兰亭序帖》的。

   在这样的风气下边,赵之谦以一位咸丰年间不十分得志的举人,却敢于‘妄言’,敢于发出‘千载万世莫敢出口’的放言高论,确是有点胆识。他不仅只在批评唐太宗和他的群臣,而且还另有所指。我看,他是懂得批评的窍诀的。批评了桑树,也就批评了槐树。但是,他的《章安杂说》终于不敢问世,恐怕也不是没有来由的。‘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

   这话,在封建时代的当年,说得实在大胆。所谓‘鼻祖’者应该是指的王羲之。话里面虽然没有把《兰亭序帖》明点出来,《兰亭序帖》所不能瞒过、不为‘尘沙所眯’的眼孔,是闪烁在纸上的。

   与赵之谦的‘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他一再这样说:‘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摸。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标点照旧)。‘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我们也是赞扬唐太宗的,但这样无条件的信仰,却不能不踌躇了。毛主席《沁园春·雪》里的名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是脍炙人口的吗?

   唐太宗是生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人。如果他生在今天,多接触些新鲜事物,并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玄鉴’和‘睿赏’无疑是会深入一层的。

   总之,‘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将来很可能有羲之真迹出土’,我还是寄以希望的。不仅砖刻、石刻有可能出土,即帛书、简书也有可能出土。长沙,不是曾经出土了战国时代的《帛书》吗?信阳,不是也出土了同时代的简书吗?还有写在别的陶器或壁画上的墨迹也有可能保留下来。要断言羲之真迹绝无出土可能,今天还为时过早。

   此外还有不少可以讨论的细节,但嫌琐碎,不愿过多地占用报刊的宝贵纸面。商讨就到此搁笔,文中如有不妥之处,尚望识者不吝指正。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二日

                (原载《文物》一九六五年第九期,图版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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