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墨香满谷

操千曲而后晓声,闻弦歌而知雅意,观千剑而后识器!

 
 
 

日志

 
 

王羲之资料研究(八)  

2017-04-26 11:14:31|  分类: 【艺坛杂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王羲之资料研究(八)

王羲之资料研究(八) - 陆泉润 - 墨香满谷

       (五)桓公以江州还帖。‘桓公以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不可当在谁耳’。鲁谱系此帖于兴宁二年至三年(三六四年至三六五年)。其实乃是断句错误。按鲁理解,第一句作‘桓公以江州还台’,指桓温三六四年至赭圻、三六五年镇姑孰为以江州还台。其实赭圻、姑孰属扬州,不属江州,安得称‘以江州还台’? 且下一句‘选每事胜也’也变得不通,徐邦达有《王羲之生卒年岁旧说的平议》论鲁谱列此帖于兴宁二年三年之误,说理甚为透彻。徐邦达对帖作如下的断句:‘桓公以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不可,当在谁耳?’意思是,桓温认为庾冰(江州)被征回朝中辅政,朝廷的用人(台选)就会得到人才。但是(庾冰) 又坚辞,谁可以代替他呢?从而推断此帖写于康帝建元二年(三四四年)十月庾冰辞辅政时。而十一月,庾冰就去世了。

 (六)足下今年政七十耶帖。‘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体气常佳,此大庆也。想复勤加颐养。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下略)。’鲁谱曾引此帖,证明羲之卒年即是周抚的卒年,因为这封书信是羲之写给周抚的。周抚死于哀帝兴宁三年(三六五年),鲁一同便认定羲之亦死于此年。逆推生年,与上述第五帖合参,便自成‘一家之言’,创生于三七年说。但是,任何记载,包括此帖,都没有说王羲之与周抚死于同一年,也没有说周抚只活了七十岁,依照生于三三年说的全部依据(有文献记载的直接、间接资料十余条)以及鲁谱对前帖五帖的系年错误,正确的论定应该是:王羲之五十九岁时,周抚七十岁。王羲之死于三六一年。周抚却是死于三六五年,活了七十四岁。

总之,三二一年说所据资料充满错误,应系误说。三七年说,无文献根据,鲁一同举出自三六二至三六五年的六帖,又全是三六一年及以前所写,所以此说也不能成立。

王羲之任临川太守江州刺史时间考(王汝涛)

王羲之任临川太守,本传不载,然而《世说新语·品藻》有‘王修龄(胡之)问长史:“我家临川,何如君家宛陵? ”’的记载。刘注于此引《中兴书》:‘羲之自会稽王友改授临川太守。王述从骠骑功曹出为宛陵令。’又,虞NF24A《论书表》:‘羲之所书紫纸,多是少年临川时迹。’所谓少年,是与老年书法对比而言,不是指在临川时羲之还是一个少年。 羲之书帖中有自临川迁墓事, 足以证明《中兴书》及《世说新语》所言不诬。

只是,王羲之何时任临川太守,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而各家考证结果又多有不同。

考羲之任临川太守的时间,与三条文献资料有关:一是上引《世说新语》及刘注所引的《中兴书》。二是《晋书·庾怿传》所记庾怿任临川太守的时间:‘(怿)以讨苏峻功,封广饶男,出补临川太守。’又,《资治通鉴》咸康四年(三三九年)三月条:‘庾亮……表其弟临川太守庾怿……梁州刺史。’三是本传云:‘(羲之)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关于第一条资料,王羲之由会稽王友迁临川太守时间虽不可考,但会稽王设置的时间可考。公元三二六年司马昱始封为会稽王。王述任骠骑功曹的时间最早要在成帝咸和九年(三三四年)以琅邪王司马岳为骠骑将军之后。那么任宛陵令更在以后。麦华三《王羲之年谱》论断此事说:‘两书(指《世说新语》和《中兴书》)均两人两事并举,可知其时间大致相同’。他以为王述任宛陵令的时间为三三五年,亦定王羲之任临川太守为三三五年。鲁一同《王右军年谱》亦重视《世说新语》的这条资料,同样以王述任宛陵令的时间为坐标,定羲之为临川太守的时间位置。与麦华三不同的是,他定为三三四年。

但是第二条、第三条资料制约着第一条资料。因为庾怿任临川太守的时间记载比较明确,即苏峻之乱平定后不知过了多久,他出‘补’临川太守。苏峻之乱平于三二九年,庾怿不会等到三三四年或三三五年王羲之作一任后(那得等到三三七年)才补临川太守。 且庾怿卸任临川太守的时间为三三九年。 再者,《资治通鉴》于咸康元年(三三五年)三月以后的一条中,记载王导辟王述为中兵属。王述是从中兵属改任骠骑功曹的,他由中兵属改任骠骑功曹,再改任宛陵令,恐怕要到咸康二年(三三六年)以后了。李长路、王玉池《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在三三五年大事记中记道:‘鲁一同等据《世说新语》所载王述任宛陵令时间推断羲之任临川当在此时,未必可靠,暂置此待考。’但《年表》中未确切说明羲之守临川当在哪一年。

第三条资料所以制约了羲之任临川太守的时间,是因为庾亮于三三四年任征西将军。羲之入征西幕,即使不在此年,也当在三三五年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一二九-一三页, 引《晋略列传·谢安传》:‘咸康中,庾永强致之,会羲之亦为庾亮长史,入都,其登冶城。’咸康元年为三三五年,羲之由征西参军‘累迁长史’,需要一段时间,故云‘咸康中,可证三三四年或三三五年,王羲之在征西幕中,不可能任临川太守’。)。

王羲之任临川太守,应该是在苏峻之乱平定后不久的三二九年至三三年之间或三三年初。 那时王彬因在苏峻之乱中受难而受到庾亮、 陶侃、温峤、郗鉴的尊重(不久升任将作大匠,负责修建新宫),郗鉴升任侍中、司空、南昌郡公,他二人完全有能力推荐王羲之由会稽王友迁任临川太守。他任太守的时间不久,大约在三三一年底,母亲在临川去世,羲之丁艰(有‘坟墓在临川,行欲改就吴’一帖为证),临川太守出缺。《庾怿传》未说苏峻之乱平定后,他立刻出任临川太守,而说‘以讨苏峻,封广饶男,出补临川太守’。这里有个遇缺待补的时间,故庾怿应是补王羲之的缺,三三一年(平苏峻后二年)至三三九年任临川太守。王羲之三三四年守丧期满,不愿在王导掌握下的中枢为官 (羲之云:‘吾素自无廊庙志,值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王导死于三三九年七月,时羲之仍在庾亮幕中。王导要推荐羲之在朝中任职,只能在三三四年羲之守丧期满后) ,而甘愿在王导政敌庾亮军府中为幕僚,不存在先任的太守位高,后任的参军位低的问题。

关于王羲之任江州刺史的时间,也是历来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晋书·王羲之传》:‘(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鲁一同《年谱》列他任江州刺史为三四年至三四五年。麦华三《年谱》列为三四年至三四七年。潘德熙《王羲之年表》同麦谱。李长路、王玉池《王羲之、王献之年表》系于三四年,未说何时去郡。王瑞功《王羲之生平事迹考》列为三四年至三四一年,理由是三四一年,王允之继任江州刺史,故羲之宜解任。

下面,将在《晋书》中可以考知的这段时间内任江州刺史的人及在任时间,顺列于后:

庾亮:咸和九年(三三四年)任,咸康六年(三四年)正月卒。

王允之:?年任,咸康八年(三四二年)二月后(一说八月)解任。

褚裒:咸康八年十二月任,次年十月解任,庾冰继任。

庾冰建元二年(三四四年)十一月死,谢尚继任。《晋书·谢尚传》云:‘会庾冰薨,复以本号督豫州四郡,领江州刺史。俄而复转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假节,镇历阳。’代谢尚刺江州的是庾翼。《资治通鉴》于康帝建元二年十一月条下云:‘翼还镇夏口,诏翼复督江州,又领豫州刺史,翼辞豫州’。这说明谢尚虽有江州刺史的任命,接着又下诏任命庾翼为江州刺史,兼领豫州刺史。庾翼将豫州让给了谢尚,只任江州刺史。故谢尚并未去江州上任。本传的‘俄而复转……豫州刺史’的‘俄而’,便是解释这一变化的。

   庾翼建元二年十一月任,次年七月卒。

   庾翼卒后查不出何人任江州刺史,但是庾翼死后不久,桓温夺去世世为庾氏势力范围的荆州和襄阳。 而庾氏所据的江州发生了干瓒、 戴羲的造反,豫州发生了刺史(已经不是谢尚)路永叛降后赵石虎之事。干瓒之乱平后,应该复由武将刺江州为合适。这时绝不会是王羲之任江州刺史,因为七个月后即永和二年(三四六年)三月,殷浩任扬州刺史,劝王羲之出任护军将军。《王羲之传》在羲之任江州刺史以后是这样记载的:‘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所以殷浩一旦出山就劝羲之任护军。朝廷频频召羲之,先是侍中,后是吏部尚书,再后是护军将军,羲之则屡辞和推迁,可见羲之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任官。羲之在答殷浩书中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志, 数与亲知言之, 非一日也’。可见自江州刺史任上下来,他先是办儿子(应是玄之和凝之)、女儿(孟姜)的婚事,以后便像尚(或作向)子平那样,誓不出山,而且屡次向至亲好友(自然包括朝廷中那些屡次举荐他为中朝官的人)说明这一点。从庾翼死至殷浩劝他出山的七八个月中,怎能容得下他先任江州刺史,又去官、一个个地办理儿女婚事,再一次又一次地辞谢朝廷的征召呢? 所以庾翼死后,也就是永和元年(三四五年)七月以后,羲之不可能任江州刺史。

   羲之任江州刺史的时间应该是咸康八年(三四二年)七月至当年十二月,他继王允之刺江州,又被褚裒代替,时间很短,然而出任与被代,都是有原因的。

   (一)庾亮死后(亮三四年死),王羲之不可能立即代亮为江州刺史。因为庾亮死前,只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并非举荐他代替自己镇守江州。以羲之那时的身份,还不够膺此重任。本传在‘清贵……’句下,接着写‘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乃是将不同时间的事接着写的,旧史无标点,不分段,这种写法很常见。《王允之传》:‘咸和末,除宣城内史,兼扬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将军,镇于湖。咸康中,进号西中郎将,假节。寻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庾亮死于咸康六年 (三四年)正月。允之咸康中始任西中郎将,寻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正是补庾亮的缺,万斯同、吴廷燮编纂的同名的《东晋方镇年表》均系王允之任江州刺史于庾亮身死之后,倘非别有所据,当是依据上述理由判断出来的。

   (二)《资治通鉴》于成帝咸康八年(三四二年)正月条下记载:‘豫州刺史庾怿以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觉其毒,饮犬,犬毙,密奏之。帝曰:‘大舅(指庾亮)已乱天下,小舅欲复尔邪!’二月,怿饮鸩而卒’。又《晋书·康帝纪》于同年八月(成帝五月死,康帝即位,尚未改元) 条下记载:‘以江州刺史王允之为卫将军’。又十月条下记载:‘甲午,卫将军王允之卒’。这三条记载间有什么关系呢? 《晋书·王允之传》有一段含混的记载:‘(允之)寻迁……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时王恬服阙,除豫章郡。允之闻之惊愕,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欲与庾冰言之,冰闻甚愧,即以恬为吴郡,而以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未到,卒’。王恬出为远郡的事,与《王导传》附《王恬传》记载不合。恬传云:‘导薨,去官。俄起为后将军,复镇石头。转吴国、会稽内史’。可知王恬在守父丧期满 (就是《王允之传》所说的‘服阙’)后,仍回原任(他在丁艰去官前的官职是‘后将军、魏郡太守,加给事中,领兵镇石头’)(《世说新语·识鉴》‘小庾临终’条,刘孝标注引《陶侃别传》:‘何充曰……丞相未薨,敬豫为四品将军,于今 (指三四五年七月庾翼时)未改。’程炎震于此有说明:‘敬豫,王恬也……为后将军,导薨,去官,俄起为后将军’。可见王允之以江州让王恬记事不确。) 。除吴郡(即吴国内史)又是以后的事了。考,王导死于咸康五年(三三九年)七月,守丧例为二年零三个月,服阙应是咸康七年(三四一年)十月或十一月,决不会拖到咸康八年(三四二年)的五或六月(王允之八月为卫将军。他不满意庾冰任王恬为豫章太守当在五、六月间,或是七月)。这一条(王允之为王恬打抱不平事),整个事件与《王恬传》及《陶侃别传》所记不合,不可信。

   (三)上一条中王允之所持的理由虽不可信,所求自处之道却可信,即‘乃自求解州’。正因为他自己要求解除江州刺史,庾冰才调他为卫将军。王允之为什么辞去江州刺史? 显然不是为了王恬的事,因为王恬正镇守石头城(京都建康的一部分),根本没有出为远郡。允之力求解州,实际上是与庾怿的自杀有关系。庾怿自杀,自然是因为他送毒酒毒王允之,未达目的,王允之上奏成帝,成帝说了不满意庾怿的话之故。庾怿为什么要毒死王允之? 这一事件应该是由于他个人的野心引发的。庾亮一死,庾冰以为庾翼刺荆州,自己刺扬州,便秉公心把资历上最适宜刺江州的西中郎将、监扬州江西四郡事王允之调任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庾怿则从梁州刺史调回,驻军半洲,被庾冰调遣任豫州刺史、辅国将军、西中郎将、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军事、假节,镇芜湖,填补了王允之的缺。庾冰这样安排,本来比较合理。庾怿却以为,自己原是梁、雍二州刺史,不应担任只监四郡的侨寄豫州刺史,他觊觎江州这个大州。但王允之刺江州是庾冰安排的,不能明着反对,便出下策暗害。暗害不成,听口气皇帝有追究的意思,便自杀了。成帝死,康帝立,仍是庾冰辅政,王允之间接为江州而逼死庾怿,自觉必须让出江州,便主动请求‘解州’,庾冰同意了,调他为卫将军、会稽内史。

   (四)在这种情况下,江州刺史出缺,谁继任,就是个难题。王羲之是王允之的从兄(二人同岁),又与庾氏兄弟关系密切,由他出任,双方的面子都照顾到了。故王羲之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任江州刺史的。由于王允之上表求解州至获准,当中须有个过程。如果王允之真在咸康八年(三四二年)八月就任卫将军,王羲之的到任办交接,可能在这年七月。诏书任命王羲之刺江州,应该更早一些,在这年的六月左右。

   王羲之的任期很短,因为新皇帝的岳父褚裒‘苦求外出’,不愿在中枢任职,便在这年十二月,被任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成了调和矛盾的过渡人物。他刺江州不过五个月。但比起谢尚的刚到任便调任他职,时间还是长的。正因为王羲之作了政治上的棋子,不大愉快,所以借口男婚女嫁,‘怀尚子平之志’,一段时间内不再出仕。

 

筆勢論十二章 [晉] 王羲之

目錄

 序

 創臨章第一 ;啟心章第二 ;視形章第三;說點章第四;處戈章第五;健壯章第六;教悟章第七;觀彩章第八;開要章第九;節制章第十;察論章第十一;譬成章第十二;

  告汝子敬:吾觀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父不親教,自古有之,今述《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凡斯字勢猶有十二章,章有指歸,定其模楷,詳其舛謬,撮其要實,錄此便宜,或變體處多罕臻其本,轉筆處眾莫識其源,懸針垂露之蹤難為體制,揚波騰氣之勢足可迷人,故辨其由堪愈膏肓之疾,今書《樂毅論》一本、《筆勢論》一篇貽爾藏之,勿播於外,緘之祕之,不可示知諸友,窮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專形彰而勢顯存意,學者兩月可見其功,天性靈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之筆論可謂家寶家珍,學而祕之,世有名譽,筆削久矣。罕有奇者始克有成,研精覃思,考諸規矩,存其要略,以為斯論初成之時,同學張伯英欲求見之,吾詐云失矣。蓋自祕之,甚不苟傳也。

創臨章第一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槊也;墨者,兵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策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點畫者,磊落也;戈斾者,斬斫也;放縱者,快利也;著筆者,調和也;頭角者,蹙捺也;始書之時不可盡其形勢,一遍正腳手,二遍少得形勢,三遍微微似本,四遍加其遒潤,五遍兼加抽拔,如其生澀,不可便休,兩行三行,創臨惟取滑健,不得計其遍數也。

啟心章第二

  夫欲學書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則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運算元,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是書,繇乃叱之,遂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跡,每作一波常三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危峰之墜石,屈折如鋼鉤,每作一牽如萬歲之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趨驟,狀如驚蛇之透水,激楚浪以成文,似虯龍之蜿蜒,謂其妙也。若鸞鳳之徘徊,言其勇也;擺撥似驚雷掣電,此乃飛空妙密,頃刻浮沈統攝,鏗鏘啟發,厥意能使昏迷之輩漸覺勝心博識之流,顯然開朗。

視形章第三

  視形象體變貌猶同逐勢,瞻顏高低有趣,分均點畫,遠近相須播布,研精調和,筆墨鋒纎,往來疏密相附,鐵點銀鉤,方員周整,起筆下筆忖度尋思,引說蹤由永傳,今古智者榮身益世,方懷浸潤之深,愚者不俟。佳談如暗塵之視錦,生而知之發憤學,而悟者忘餐,此乃妙中增妙,新中更新,金書錦字本領為先,盡說安危,務以平穩為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制大小尤難,大字促之貴小,小字寬之貴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橫則正如孤舟之橫江渚,豎則直若春筍之抽寒谷。

說點章第四

  夫著點皆磊磊似大石之當衢,或如蹲鴟,或如科鬥,或如瓜瓣,或如慄子,存若鶚口,尖如鼠屎,如斯之類,各稟其儀,但獲少多學者開悟。

處戈章第五

  夫斫戈之法,落竿峨峨如長松之倚溪谷,似欲倒也。復似百鈞之弩初張,處其戈意,妙理難窮,放似弓張箭發,收似虎鬥龍躍,直如臨谷之勁松,曲類懸鉤之釣水,稜層切於雲漢,倒載隕於山崖,天門騰而地戶躍,四海謐而五嶽封,玉燭明而日月敞,繡綵亂而錦紋翻。

健壯章第六

  夫以屈腳之法彎如角弓之張烏焉,為鳥之類是也。立人之法如烏之在柱,首彳亻之類是也。踠腳之法如壯士之屈臂,鳳飛凡氣之例是也。急引急牽,如雲中之掣電,日月目因之例是也。踠腳(兆刂)斡上捺下撚終始轉折,悉令和韻,勿使蜂腰鶴膝放縱,宜存氣力,視筆取勢行中廓落,如勇士伸鉤,方剛對敵,麒麟鬥角,虎湊龍牙,筋節拏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書進有功也。牽引深妙,皎在目前,發動精神,提撕志意,(兆刂)剔精思祕不可傳。夫作右邊折角,疾牽下微開,左畔斡轉,令取登對,勿使腰中傷慢,視筆取勢直截向下趨義常存,無不醒悟。

教悟章第七

  凡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相復宜,麤於左畔,橫貴乎纖,豎貴乎麤,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可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鋒展轉翻筆之處,即宜察而用之。

觀彩章第八

  夫臨文用筆之法復有數,勢並悉不同,或有藏鋒者大,藏鋒在於腹內,而起側筆者乏。亦不宜抽細而且緊,押筆者入。從腹起而押之,又雲利道而牽押,即合也。結筆者撮。漸次相就必始然矣,參乎妙理,察其徑趣,憩筆者俟失。憩筆之勢,視其長短俟,失右腳須欠也。息筆者逼逐。息止之勢,向上久久而緊抽也。蹙筆者將蹙即捺角也,將謂劣盡也,緩下筆要得所,不宜長不宜短。戰筆者合戰陣也,合葉也,緩不宜長及短也。厥筆者成機促抽上勿使傷長,厥謂其美者視形勢成機,是臨事而成最妙處。帶筆者盡細抽勿賒也,帶是回轉走入之類,裝束身體,字含鮮潔,起下筆之勢,法有輕重也。盡為其著而復反筆抽之。翻筆者先,然翻轉筆勢急而疾也。亦不宜長腰短項,疊筆者時劣。緩不宜長。起筆者不下(於腹內,舉勿使露筆起,止取勢,令不失節。),打筆者廣度。(打廣而就狹廣謂,快健又不宜遲及修補也。)

開要章第九

  夫作字之勢,飾甚是為難,鋒銛來去之則反復還往之法在乎精熟尋察,然後下筆作,ノ字不宜遲,乀不宜緩,而腳不宜賒,腹不宜促,又不宜斜,角不宜峻,不用作其稜角二字合為一體,(並不宜闊)重不宜長,單不宜小,復不宜大,密勝乎疏,短勝乎長。

節制章第十

  夫學書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如此則是頭輕尾重,不相勝任。不宜傷密,密則似痾瘵纏身(不舒展也),復不宜傷疏,疏則似溺水之禽(諸處傷慢)。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掛樹(腰肢無力)。不宜傷短,短則似踏死蝦蟆(形醜而闊也)。此乃大忌,可不慎歟?

察論章第十一

  臨書安帖之方至妙無窮,或有迴鸞返鵲之飾,變體則於行中或有生成臨谷之戈,放龍牋於紙上,徹筆則鋒煙雲起,如萬劍之相成,落紙則椑楯施張,蹙踏江波之錦,若不端嚴手指,無以表記心靈,吾務斯道,廢寢忘餐,懸歷歲年乃今稍稱矣。

譬成章第十二

  凡學書之道有多種焉,初業書要類乎本,緩筆定其形勢,忙則失其規矩,若擬目前要急之用,厥理難成,但取形質快健、手腕輕便,方員大小各不相犯,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豪頭,如是則筋骨不等,生死相混,儻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畫失節如壯士之折一肱,餘《樂毅論》一本書為家寶,學此得成,自外咸就,勿以難學而自惰焉。

 

王羲之评传  郭廉夫

  内容简介

  王献之是与王羲之在艺术上难分上下、自树旗帜的书法家。他才高识远,情驰神纵,其作品为历代书家字尚。

  本书对传主生平、创作思想、书法艺术等作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一系列比较客观、公允的结论。对于“二王”书法的比较以及他们的影响亦作了必要的阐述。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尽人皆知、唯一被誉为“书圣”的书法家。他书法艺术的极高水平和巨大贡献,后泽一千多年。

  本书在叙述王羲之一生行迹之后,对其政治思想、哲学观点、美学思想等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特别是作者在旁征他说的基础上,联系经学向玄学转变的文化背景,深入细致地分析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和书学理论,比较了大王、小王书法的异同。对于有关的争论问题,本书汇于一章,存疑于正文之末,便于读者参与思考、讨论。

  一、生活的时代

  王羲之的“人生长途”跨越了两个朝代,经历了西晋的灭亡和东晋的建立这样的历史大动荡。

  公元265年司马炎逼魏元帝让位,自己当了皇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这位晋武帝登基之初,清廉、简朴,两年后,就迫使东吴孙皓投降,结束三国鼎立局面,使全国得到了统一,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晋武帝开始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热衷于享乐,宫中的美女就有一万余人。上行下效,他的文武官员也奢侈腐败,草营人命。后将军王恺和散骑常侍石崇两人斗富,公然把人命当儿戏。王恺请客吃饭时叫美女吹笛,吹错一个节拍立即处死。石崇叫美女在席间劝酒,客人不喝酒,立即将美女杀死,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晋武帝很会玩弄权术,但太子司马衷却愚庸至极。有一次司马衷在华林园听到一阵蛤蟆的叫声,问侍郎贾胤“此鸣者为官乎?为私呼”?问蛤蟆是官的?还是私的?原来很精明的晋武帝,后来变得非常昏庸,在张泓等人的欺骗下,竟让司马衷继承了皇位,史称惠帝。有一年四处灾荒,饿殍遍野,这位白痴皇帝得知后竟说:这些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力何不吃肉粥呢?这些都是历史笑话。惠帝妃子贾南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她与太医令程据、洛阳小吏荒淫共寝,臭名远扬,让这些人治理国家,情况可想而知。汝南上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河间王顒、成都工颖、长沙王义和东海王越等八王,为了中央统治权,你争我夺,长期混战。他们甚至勾结少数民族首领,互相残杀,搞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惠帝当政十九年,公元307年被毒死。司马炽即位,这就是晋怀帝,他做了不到七年的皇帝,永嘉七年(公元313年)匈奴贵族刘曜攻破了洛阳,他就当了俘虏,天子之尊丧失殆尽。后来他也被毒死,年仅三十岁。同年,十四岁的太子司马邺继位,这位晋愍帝他的下场并不比他父亲好。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军队不堪一击,西晋王朝已摇摇欲坠。公元316年愍帝在兵临城下的形势下投降了刘曜。过了几天愍帝被解送到平阳,他见到了汉主刘聪连忙下跪叩头,从此他成了刘聪的阶下囚。西晋传了四主、历时五十二年,就灭亡了。司马邺在被俘期间受尽了凌辱,刘聪率百官打猎,司马邺手执长乾为其开路。在宴会上为客人斟酒,雨天为客人撑伞,清洗杯盘,连刘聪上厕所也叫这位昔日的皇上拿马桶盖,最后被迫喝药酒自杀身亡,结束了屈辱的被俘生活。

  愍帝死后,镇守在江南的琅邪王司马睿称帝,重建晋政权,改建邺为建康,史称东晋。

  东晋得以建立,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原伦陷,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世家豪族辗转逃到南方,他们之间原有的矛盾转变为次要矛盾。为了加强地主阶级的力量,他们需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以维护他们共同的利益。

  在建立东晋王朝时,王导起到了关键作用。早在西晋“八王之乱”时,王导与司马睿“素相亲善”、“雅相器重,契同友挚”。王导深知司马睿在江南政绩平平,“不显的然之迹”,再加上他不是司马炎的嫡系后代,“名论犹轻”,故更缺乏影响和威望。南渡的士族对他能否抵御外族侵扰、光复中原缺乏信心。鉴于上述原因,王导请握有军权的堂兄扬州刺史王敦共商定国安邦大计,采取种种措施扩大司马睿的影响,提高其社会地位。

  农历三月初三上已观禊,王敦奉司马睿乘肩舆出巡,王导和北方迁来的一些名士等有身份的人骑马尾随其后,队伍浩荡,声势煊赫。此举惊动了建邺城内外。原来江南士族首领纪瞻。顾荣等对司马睿是不同一顾的,现在,见他这般威风,大力震惊,便刮目相看了。他们“相率拜于道左”,后来包括贺循在内的许多名士也都归附司马睿了。有一次北方来的士族首领在长江边聚会、饮酒,大家面对滔滔江水无不触景生情,对中原失守感叹优伤。这时王导慷慨陈辞,号召大家全力扶助司马睿,以期收复中原。他的一席话得到与会者的赞同。王导又劝司马睿“宾礼故老,存问风俗”,宠络人心。“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由于得到江北南迁士族的支持和江南土著土族的拥护,司马睿做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愍帝被杀后,他立即登基成了东晋第一个皇帝——晋元帝。

  司马睿心里很明白,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得力于王导的支持,他拉着王导去接受百官朝拜,王导坚决推让不肯。晋元帝任命王导为丞相、骠骑将军、封武冈侯,任王敦力大将军、都督荆。江、扬。湘、交、广六州军事。这种由王氏兄弟掌握东晋军政大权与司马睿共同治理东晋的局面,人称“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局面被后世称之为“门阀政治”。这种中国历史上仅存在于东晋一朝的政治形态,是当时皇权不振、士族专兵这一现实决定的。晋室在北方已失去生存之地,司马睿系旁支弱藩,既无法统、实力,又无功劳影响,他无法控制士族这一强大的社会阶层,由于北方流民南来,补充兵源,当时武将(流民帅)也随之而来,组成了由士族掌握指挥权的军队,这使士族专兵成为可能。“王与马,共天下”,后来变成“瘐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一直沿续到淝水之战前,对东晋的经济、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

  东晋王朝建立以后,“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从北方南渡而来的士大夫和南方原有士族的权力如何分配,成了棘手问题。权衡结果是:南方原有的上族保留其既得的利益,而南渡的士大夫也要安排其官衔职位。而这样势必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所以朝廷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将郡县划小,官府增多,每个官府人员增加,特别是号称江南富庶之区的吴郡、吴兴郡、会稽郡首当其冲,吴郡有户二万五千,但设置了十一个县,每具二千余户;吴兴有户二万四千,设县十个,每县亦两千余户;只有会稽郡户数三万,设县十,每具平均三千户,这是当时很大的县了。有的小县甚至户不满三百,有的郡户不过二千。王羲之给谢尚的信说:“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机构、郡、县增多,人员数量也为之增长。仍以郡、县为例:据《晋书·职官志》:“郡国户不满五千者,置职吏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户以上,则职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万户以上者,职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国皆置文学椽一人。”县一级,“户不满三百以下,职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职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职吏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职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职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职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再加上五百户以上的县所设置的乡级官吏,由下而上,刺史及朝廷各衙门,征、镇、安、平诸将军幕府,其人员数量非常庞大。这么多的官吏,他们不是无所事事,尸位素餐;就是到处扰民,搜刮钱财。据王羲之说:“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动费万计。”各官府之间“为法不一,牵制者众”。

  魏晋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法”,起初是“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后来徒有虚名,官职成为中正官的一种交易,任人唯亲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门阀专政”。

  由于西晋的连年战争,特别是西晋灭亡后,北方大批士族逃到江南,东晋政权建立后,形成了“北方大族为主,南北大族的共同专政”局面。它的特点是重视“门资”。没有一定的家庭、士族背景,那么与政治舞台是无缘的,“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正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门阀士族是历史进程中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门阀士族中的人并不全是昏庸、无能之辈。东晋之初,风雨飘摇,中原少数民族首领虎视眈眈,南北土族、移民与土著人矛盾重重。加之皇帝短命,弱主强藩,形势十分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庚、桓、谢四家为建立和巩固政权出力最多,威望也最高。他们联合南方士族,实行集体议政方式,初定国家大事,尔后经皇帝(或代替年幼皇帝摄政的皇太后)决定,诏令实施,这实质上是君主制下士族权贵合议的国家体制。明帝大宁三年诏:“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大宰、司徒已下诣都坐参议政道,诸所因革,务尽事中。”这些都足以说明并不是所谓“政出多门”。

  东晋时期除个别高级官员专权跋扈外,一些身居高位、辅政的重要人物尚能以大局为重,为东晋政权的巩固竭尽全力。王导在元帝时任丞相,后来又经历了明帝、成帝,“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善处兴废”。成帝五岁时继位,“主幼时艰”,年轻的庚亮辅政,不少人为此忧心忡忡,然而庚亮“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康帝时,庚亮的弟弟庚冰辅政,“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昼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孝武初年由王坦之与谢安辅政,王坦之在政治上推崇谢安,但反对他狎妓奢华的作风。王坦之临终时致信谢安、桓冲,没有涉及自己的一点私事,谈的都是国家大事,这些人物传记的记载难免有些溢美之词,但基本上是事实。

  东晋初期如何安置南迁的侨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自西晋永嘉之乱起,江北的“幽、冀、青、并、兖及徐州之淮北流入相帅过江淮”,以后“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总计人口达一百多万。当时东晋草创,经济上根本无力救济,如此庞大的流民队伍,在王导主持下东晋朝廷制订了侨寄法,设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借助大族力量垦荒务农,对流民免其赋役,这不但对安定人心,减少社会混乱起到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但人口稀少,农业技术远不如中原地区先进。大批流民进入这一地区,为这里的农业增添了充足的劳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品种。侨居农民“区种寂麦”,他们与当地原来农民和睦相处,经济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同时进行。随着“京洛倾覆”,门阀士族相率南渡过江,他们之中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将书法艺术等带到江南,使晋代的文化艺术延续发展下去。

  由于较好地处理了南北士族之间和南迁侨民与上著之间的种种矛盾,所以出现了“君臣和睦”、“君臣戮力”、“上下同心”的政治局面。这对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当然,这是就东晋初期的整体而言的,同部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与前期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东晋南北大族地主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实行联合专政的门阀政治。封建统治者对农民实行“按丁课田”,强制每一个成年农民耕种一定数量的田地,并按一定的田地数量收取租赋,就是所谓的“课田”。世家大族地主们占有大量的土地而没有课田。当时的王氏家族经济势力强大,受赐钟山田八十多顷,他们“汽山封水,保为家利”。东晋世家大族经济的发展为东晋政治上的统治创造了物质条件,北方大族在江南为了保存既得利益不想收复失地,他们很明白“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离开苦心经营的江南沃土、产业,冒着很大的风险北伐,去收复失去的江山,士族中很多人都不愿意。对于北伐,虽然在一些北方来的将领中表现出强烈愿望,并付之于行动,但结果都失败了。这中间,除了他们个人的、客观的原因以外,缺少世家大族的有力支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从客观上说,这一阶段由于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生产有了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二、家世

  王羲之,字逸少,号澹斋,小字阿菟。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南)。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年),享年五十九岁,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大王”。

  玉羲之出身名门望族,琅邪王姓原本出自姬姓,其家史可以追溯到周代。根据记载:“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敬宗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王羲之十七世祖王元为避秦乱由咸阳迁至琅邪。从太子晋算起,到王羲之曾祖父王览已有二十六世。王览和王祥是同父异母弟兄,他们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人们并不陌生。一年冬天寒风凛冽,大地冰封,一位青年正脱去上身的衣服,俯卧在河面的冰上,不多时他胸下的冰冻化成一个窟窿,忽然一条鲤鱼从中跳了出来,那青年用双手捉住,兴冲冲地向家奔去。因为这个青年的继母,身患疾病,想吃鲜鱼,这便是家喻户晓的“二十四孝”里的“卧冰求鲤”的故事。那位青年就是有名的孝子王祥。王祥常受继母的打骂虐待,从不记恨在心,他与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感情甚好,弟弟在母亲毒打哥哥时经常以自己的身体作掩护。

  这些动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美谈。王祥受聘出任徐州别驾时,管辖沂海地带,其间“教化大行”,故而在临沂流传“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的歌谣。后来王祥官职很高,为大司农,晋武帝时拜太保,晋爵为公。王览亦官至光禄大夫,他共有六个儿子,排行第四是王正,他就是王羹之的祖父。父亲王旷,字世宏。西晋末年任丹阳太守,永兴二年(接上页注)“少而好兵”,在赞扬他的武功时批评了他缺乏文治之才)王贲(秦统一六国的功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附载“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王离(《史记》载:“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宗谱》说王离“字文明,封武城侯”。上离生二子元、威、王威为太原王氏始祖)王元《秦末大乱,国破之后由秦都咸阳迁居琅邪皋虞城(即今山东墨城)王谆王渊(“字光杰,仕汉至吏部侍郎”)—王吉(“字子阳,汉宣帝时为博士,后至谏议大夫,自即墨迁琅邪临沂都乡南仁里”,《汉书》卷七二有传。)王骏(《汉书》说:“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光禄勋匡衡亦举骏有专对材,迁谏大夫,迁越内史。。”)王崇(“字安庆,又字德礼,以父任为郎,历刺史、郡守、治有能,上擢为大司徒,封平阳侯,三世并以清廉著名。。”〕王遵(字伯儿为后汉中大夫,封义乡侯)王书(“名音,字少元,官至大将。”)—王融(字巨伟,官至散骑侍郎)。王羲之二十五世祖。元配姜氏,生一子王祥。

  继配朱氏,生一子王览。王览为王羲之自祖父。(305年)十二月,右将军陈敏反叛,攻秣陵,王旷弃官逃归淮北。司马睿过江称晋王,他“首创其议”。文献载:“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诸人在此时(王汝涛按,指公元307年春夏之交)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在建立东晋过程中,王旷“功当不在王导之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任淮南内史的王旷奉命与刘聪在“长平之间”交战,部下施融将军主张利用河水以阻刘聪,王旷不但不听,反而认为施融焕散军心,削弱斗志,故而一意孤行,致使施融与另一将军阵亡。上党之役惨败后,王旷情况如何,特别是在318年司马睿称帝后,历史缺乏记述,故后人有很多猜测。

  王羲之有一胞兄王籍之,在《晋书·王羲之传》及其他史籍中均无记载。王羲之在《誓墓文》中曾说,“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按他自己所述,他有个胞兄,在他少年丧父以后全靠母兄抚育成人。晚清鲁一同在撰写《右军年谱》时,也未指出《誓墓文》中的“兄”是何许人。王羲之叔父王彬传中记有“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并是敦亲”。王彬有两个长兄,一是王旷,另一人是王廙,王廙子中没有籍之,推测应为王旷之子即王羲之胞兄。王籍之在“敦平”(即公元324年)任安城太守,王玉池根据王羲之《建安》、《灵柩垂至》、《硬安和》等帖认为“似籍之后又曾任建安太守,卒葬其地,至羲之晚年才迁会稽”。

  伯父王廙(276—322),字世将,晋室过江之前他的书法号为独步:“工于草、隶、飞白,祖述张(芝)、卫(瓘)遗法。。其飞白志气极古,世将书独为最。垂雕鹗之翅羽,类施旗之卷舒。。”他同时也是文学家、画家、音乐家,精通史籍、美术、音乐、杂技等。“羲之少朗拔”,幼年丧父,很受王厚的赏识与栽培,在书法和绘画上得到王廙的悉心指导。王羲是晋元帝姨表兄,曾是晋明帝少年时代的绘画老师,王廖逝世时,“帝犹以亲故,深痛愍之。丧还京都,皇太子亲临拜柩,如家人之礼。赠侍中、骠骑将军,谥曰康。”王廙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和与皇室的特殊关系,对王羲之的成长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王羲之族伯王敦(266—324),字处仲,小字阿黑。扬州刺史,都督征讨诸军事。据记载,他甚喜颠草,“初以工书得家传之学,其笔势雄健。”王羲之从伯王导(276—339),字茂弘,官至太傅,拜丞相,封武冈侯,谥文献。工行,草书,“晋元、明二帝并攻书,皆推难于导,故当世尤所贵重”。东晋初期,王、谢、郗、庚(又称王、谢、袁、萧)为四大家族。后来“四家”的说法虽有不同,但王、谢总在其中,王、谢两家集中皇室朝廷的大部分重要权力,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无怪乎羊士愕咏出这样诗句:“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情况正是如此,在《晋书》中王氏、谢氏列传占据很大的比例。王羲之随父母迁至建康后,住在繁华街市夫子庙附近的一个巷内。因为王、谢两家多芽皂衣,后来此巷索性改称为“乌衣巷”。此巷那时非同一般,轿起轿橰,车水马龙,达官显贵,络绎不绝,然而历史的风云驱散王公贵胄们的宴席,这里也由盛而衰,故而唐代诗入刘禹锡在《金陵怀古》中这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三、少有美誉

  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匈奴首领刘聪命刘曜、石勒攻克了西晋都城洛阳,怀帝被俘,这位阶下囚于永嘉七年(313年)死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这段时间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加之司马睿在江南招揽人才,北方士族大批南迁。书法与文化教育联系在一起,当时的平民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缺少文化,更谈不上有什么书法家。而士族中的人文化程度较高,自然书法家全集中在他们中间。北方士族南迁,北方的书法也随之带到了江左。这就是书法史上常说的“渡江”。由于交通等原因形成的两大书派,这次得到了会合与交融,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并为书法新秀的成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王羲之家于313年随琅邪王氏家族迁居建康。王羲之自小求知欲很强,善于思考,对什么事都想弄个究竟。他十二岁的时候发现父亲经常一人待在书房里,拿出一本书来阅读,神态极其虔诚和认真,然后磨墨写字,最后小心翼翼地将那本书放在枕中。王羲之乘父亲外出的机会,偷偷地溜进卧室,将那本书拿了出来。此书原是卫夫人所藏的蔡邕的《笔论》,先由王旷存放,等王羲之年龄稍大一些以后,便作为教科书学习之用。

  蔡邕,东汉陈留园(今河南杞县)人,官至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蔡邕飞白得华艳飘荡之极,字之逸越,不复过此。”《笔论》是他的著作之一,是一本传授笔诀,进以书法启蒙教育的学习真书、行书的好教材。

  王羲之看到这本《笔论》后,按图索骥,不断地临习,纠正自己的笔法错误,在书法上大有长进。作为父亲看到儿子的进步,自然喜出望外,感到由衷的高兴。当父亲仔细察看儿子的书法时,突然警觉起来,终于发现了秘密:断定儿子对于枕中《笔论》必“窃而读之”。王旷直接了当地提问儿子《笔论》从何而来,儿子笑而不答。王羲之父母认为羲之年纪幼小,“看用笔法未能解晓”,准备待儿长大以后将《笔论》向他传授。这时王羲之向父亲恳求道:“今借而用之,侍成人晚矣”,父亲感到孩儿言之有理,就答应儿子的要求。王羲之拿“笔论”整天如痴如醉地临摩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启蒙老师卫夫人看到羲之在书法上超乎寻常的进步,更是万分欣慰。

  据《世说新语》和《晋书》记载,王羲之幼年时言语不畅,有“涩讷”

  之疾,长大以后却变得“辩赡”,即能言善辩了。王羲之机敏过人,才华横溢,与一般纨绔子弟绝然不同。他十三岁时曾去拜谒当时的名士周。周老先生官拜礼部尚书,德高望重,赢得很多的人敬仰。他识才、爱才,竭尽全力推举人才。由于他在朝廷有一言九鼎的作用,所以经他褒奖、推荐得到重用的人数很多。当时的文人学士,群趋而至,都想得到他的品题。

  王羲之到周府上,只见华堂满座,他老人家设宴款待宾客,经过仆人引见,周接见了王羲之,“察而异之”,通过交谈感到这位少年才学超群,将来必成大器。普希金小时候在皇村学校读书,有一次他当众念完他写的一首诗歌时,他的老师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对大家说,俄罗斯未来的伟大诗人就在这里,这位伟大诗人非普希金莫属,结果是一语中的。而周对王羲之的预言也是准确无误的。当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脱颖而出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学术高度的人才能发现。也许是当时受经济条件所限或许是缘于某种刁俗,炙牛心为一种名贵的菜肴,宋代虞侍诗云:“客来愧乏牛心炙,茶罢空堆马乳盘。”炙牛心待客,具有礼仪的性质。据说这道菜主人请谁先尝谁就是最高贵的客人。周在众多客人没有动箸之前,首先割中心炙给王羲之品尝,这一举动震惊了满堂宾客,大家对面前这位外表普通的孩于顿时刮目相看了。

  王羲之受到如此的殊荣和礼遇,一时名声大播。周因王羲之的关系与王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周认为:王导有管仲遗风,王羲之有廉颇、蔺相如的气度。

  少年王羲之还深为从伯王导、族伯王敦器重。当时阮裕有重名,为王羲主薄。王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薄。”

  阮裕字思旷,是一位博学多才、仗义豪爽、“兼有诸人之美”而很有作为的青年,在王敦的眼中,阮裕是一代典范。可是王羲之与其相比,却没有任何逊色之处,当时阮裕已是青年,羲之却是一个少年,羲之经过一个阶段的成长,在才智方面超过阮主薄是无庸置疑的。王敦对羲之不但宠爱而且寄予厚望。阮主薄对王羲之更是推崇备至,他将王羲之、王承、王悦并列称为“三少”。

四、婚姻佳话

  王羲之的妻子名璇,字子房。书法卓然独秀,被称为“女中笔仙”。她熟读经书,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她与王羲之结为夫妻,虽然是父母之命,但有一段佳话传颂至今。

  官至太尉、为人正直的郗鉴(269—339)虽年逾半百,但家中还有一个掌上明珠、年已及升的女儿尚未出嫁,他想物色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婿,以解决女儿的婚事。在上层社会,婚姻总是带有政治色彩,“先求族,后择人”,是都鉴选婿的最佳方案。当时王氏家族可谓是门第显赫,人才济济。王导丞相子、侄有十余人,考虑从中遴选一位,作为乘龙快婿,岂不美哉!故“使门生求女婿于导”。门生到王导家,王导请他去东厢去挑选。消息不胫而走,都知道郗家派人前来选婿,听说那位千金小姐相貌端庄,性情温柔,谁都想接往抛悬在头顾上空的“彩球”,与这位京城少有的窈窕淑女匹配成婚。他们一个个衣冠楚楚,谦恭有礼,温文尔雅地在大厅等候。唯独王羲之若无其事,袒露着肚皮,躺在床上大啖大嚼胡饼,他对选婿毫不在意,给门生极深刻的印象。门生回到主人家中向郗鉴享报:“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郗鉴慧眼识人才。“‘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从此“坦腹东床”成了女婿的美称,“妙选东床”传为美谈。郗鉴之所以选中羲之为婿,王羲之不矫揉造作,纯真直率,风神潇洒,体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品格,这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不光如此,更主要的是王羲之那时已有很好的名声在外,他满腹经纶,学识渊博,特别是他的书法已崭露头角。郗鉴在书法方面造诣颇深,女儿及两个儿子(郗惟、郗昙)在书法上很有成就,他平时很重名节,羲之在许多方面符合他要求的标准,成为理想的女婿人选,是不足为怪的。

  东晋时代人的审美意识、审美标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崇尚个性自由,特别重视人格和人的价值,讲究潇洒、傲岸、放诞的风度美,蒙以“骨鲠”著称的名士王羲之,被选中也反映了一种时代趣尚。

  郗璇确是一位很有教养的贤淑女子,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郗鉴为了教育好子女晚辈含辛茹苦,关怀备至。西晋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加上天灾,乡野树皮、草根都被吃得一干二净,郗鉴所在的乡间也不例外,郗鉴是高平金乡入(今山东金乡),儒雅德高,平时不薄百姓,所以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乡亲们仍千方百计地照顾其兄于郗迈、外甥周翼。据《晋书·郗鉴传》记载:“初,鉴值水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鉴名德,传共饴之。时兄子迈、外甥周翼并小,常携之就食。”后来粮绝,菜尽,乡亲们只好直言相告:“各自饥困,以君贤,欲共相济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鉴于是独往,食讫,以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到了江左,郗鉴呕心沥血对他们进行教育,将他们一个个抚养成人。东晋时郗迈官至护军,周翼为剡县县令。

  并论,他不可能与王羲之、王悦并称为王氏三少年。《晋书·王羲之传》之所以造成错误是引《世说新语·赏誉》时在“安期”是指谁的问题上张冠李戴了。综上所述,王氏三少年是指王羲之、王悦和王应,他们不但年龄相当,而且同为琅邪王氏,而年龄比他大许多的太原王氏的王承不属此列。婚后郗璇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她对王羲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书法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她一生生了八个子女:玄之、凝之、官奴(女儿)、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不幸的是玄之、官奴先后夭折。中年丧子,“黄梅不落,青梅落”,作为做父亲的“祠庶子哀摧”,是悲痛欲绝的。王羲之寿命不长,妻子郗璇却享有九十多岁的高龄。

  五、经历两次叛乱王氏家族因在建立东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有“司马与王共天下”之说,王氏家族日益兴盛强大,握有军政大权,这对朝廷构成威胁,皇帝很是忌恨。王氏家族的势力成了皇帝的心患,对王导“亦渐疏外”。皇帝将刘隗、刁协视作心腹,想用他们的权势箝抑王氏家族。

  刘隗是一个势利人物,又精通文史,常引经据典为其所用,侵毁公卿,弹劾他人。而刁协性情刚悍,与刘狼狈为奸,两人常密谋策划,投皇帝所好,谄上骄下,他们做官经商大发其财,农田万顷奴婢数千,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刘隗、刁协专权用事在皇帝面前疏间王氏,王敦、王导气愤不平,曾多次上疏,皇帝由于偏听偏信不加采纳。王敦在酒后曾经吟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加深了皇帝的戒心。王敦对刘隗曾直言不讳地数落:“邦佞谄媚,谮惑忠良,疑惑圣德,遂居权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有识杜口。大起事役,劳扰士庶,外托举义,内自封植,奢僭过制”,“倾尽帑藏,以自资奉,赋役不均,百姓嗟怨”,“自从信隗以来,刑罚不中,街谈巷议,皆云如吴之将亡。闻之惶惑,精魂飞散,不觉胸臆摧破,泣血横流。陛下当全祖宗之业,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后所启,奈何弃忽忠言,遂信奸佞,谁不痛心!愿出臣表,谘之朝臣,介石之几,不俟终日,令诸军早还,不至虚扰。”王敦与刘隗、刁协之间矛盾冲突发展到白炽化程度。永昌元年王敦再次上表,皇帝勃然大怒:“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就在这一年,王敦于武昌举兵想用武力消灭刘、刁之党。王敦是王导的堂兄,发生这样的事件,王氏家族可谓是大祸临头,很可能株连全族所有人员。王导脱下朝服带领土氏子弟二十余人(可能包括王羲之在内),日夜伫立宫门前请罪,听候发落。

  刘隗、刁协平时专横跋扈,现在更是认为消灭王家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曾多次连续上奏皇上要求将王氏满门杀绝,斩草除根。元帝面临这复杂的局面,考虑到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对朝廷忠心耿耿,平时尽忠职守,此时态度诚恳,更重要的是万一王敦得势,威胁到朝廷和他本人的安全时,还可以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王导为人宽厚,说不定在大动乱中他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元帝对王导说:“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最后以“大义灭亲”为名,免诛其族。王敦的军队从四处进入京城,宫中大小官员逃之夭夭,元帝身边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元帝被迫只好当场封王敦为丞相、江州牧等要职。使王退守武昌。

  在王敦到了石头城后,元帝召集百官见王敦,王敦问刘、刁党羽戴渊:“前日之战(王师败绩),有余力乎?”渊回答说:“岂敢,但力不足耳!”敦又问:“吾今此举,天下以为如何?”渊回说:“见形者为之逆,体诚者为之忠。”王敦冷笑了一声说:“卿可谓能言。”尔后又对王导曰:“不从吾言,几至覆族。”元帝因受不了王敦的污辱,忧郁而死。公元323年明帝即位,当时王敦已移往姑孰(安徽省当涂县),他虽身患疾病,仍再次威胁朝廷,明帝乘机派兵讨伐,王敦因病已不能带兵,故指派他的哥哥王含应战,结果大败。王敦也因忧愤使病情加剧而去世。历时两年的“王敦之乱”就此结束。王羲之当时已经成年,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风波。士族的分裂,特别是周被王敦所杀,对他刺激很大。他深深感到当时官场的黑暗和无情,战争的残酷,政治舞台风云的突变,时局动荡,前景令人难测,王羲之曾在以后的兰亭诗中发出“合散固所常,修短定无始”的叹息。

  咸和三年(328年)二月发生了苏峻、祖约叛乱。苏峻出身北方坞主,以军功为历阳内史,因恃功“骄溢自负”,又以“单家聚众”发迹,对门阀大族心怀不满,他们以诛庚亮为借口南渡长江,攻占南京,纵兵大掠,驱役百姓。王羲之的叔父王彬等,还被勒令负担登钟山。叛军甚至剥去女性衣衫,裸暴于众,无恶不作。这次叛乱使建康“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大库内藏损大惨重。当年九月,陶侃、温峤、庚亮等起兵讨伐苏峻,苏峻很快败死,祖约失败后投奔北方石勒,最终亦被杀。

  王敦叛反与苏峻反晋,均属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叛乱平息了,但当时的政局没有丝毫变化,人们认为:庚亮以外戚辅政,引发了危及国家存亡的大祸,他当时窜身苟免,晋室内争权夺利;皇帝幼小,听人摆布,无能为力。王敦和苏峻的两次叛乱,王羲之虽然未曾遭祸,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官场的腐败和朝廷的无能。

  六、仕途

  王羲之步入政界,最初的官职是秘书郎,其主要任务是整理和校阅宫中文库中的图书。究竟是何年担任这一职务,《晋书·王羲之传》只是说“起家秘书郎”,没有说明年代。在东晋,秘书郎、著作郎是贵胄子弟初选之职,如是过早、较晚出仕则标明“弱冠”或说明具体年龄,如庚亮少有美誉,其传曰:“年十六,东海王越辟为掾。”王羲之妻弟郗昙较晚出仕,故本传称:“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骑侍郎。”王羲之出仕不称“弱冠”又未指出初次任职年龄,再综合其他材料推断任秘书郎为太宁三年(325年),王羲之当时二十三岁。

  东晋时期许多贵族子弟,年龄很小就获得官衔进入仕途了,例如王导、王含诸子都弱冠出仕,唯独王羲之在他二十三岁左右才任秘书郎之职,这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古往今来学术界多有猜测,有人认为正如王羲之自己所说:“吾素自无廊庙志”,他不想过早地进入仕途;也有人认为,他伯父王导在掌握东晋大权时推行“愦愦之政”的政治纲领,王羲之持不同政见,不愿意与其伯父合作,所以出什的时间一拖再拖。还有一部分学者把王羲之的出仕与他父亲王旷联系起来分析,也不无道理。

  王旷是晋元帝过江首创其议的重要人物,他这房与琅邪王司马睿最亲,兄弟三人(廙、旷、彬)是睿的姨大弟,《晋书》为王廙、王彬立传,但就是不给王旷立传。很多文献对王旷特别是对他晚年避而不谈,即使有记载也是若明若昧,似有隐情。王旷最后的官职是淮南内史,根据文献记载,公元309年,王旷受命救援上党之役失败,便无下文了。故有人推测他没有战死,也没有逃回而是像他的堂兄王衍降于石勒一样,投降刘聪了。由于亲戚关系,琅邪王司马睿将王旷的真情隐匿起来,不许别人提起此事。但世界上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时知道此事的人甚多,为防止朝野疑议,所以朝廷以至王导迟迟不让王羲之出仕。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下边的事实就不好解释:王羲之“于父母墓前自誓”,可见他父母死后是合葬的。王旷如真的投降了刘聪,他又怎能与妻子合葬?这些疑问很难说清。以上仅是一种推测,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王羲之咸和三年任会稽王(昱)友官职。咸和九年上羲之应西征将军庚亮召请,赴武昌任参军、长史,咸康二年(336年)任临川太守。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永和四年(348年)殷浩参综朝政,委任王羲之为护将军。

  羲之既少有美誊,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经过殷浩劝说,他最后还是担任了这一重要官职。

  护军将军权力很大,不但有一支保护皇帝和京师的军队,而且其下有属官,若受命出怔,还可以设参军。王羲之恪尽职守,关心士卒的疾苦,他任护军将军时发了题为《临护军教》的第一道命令:今所在要在于公役均平。其差太史忠谨在公者,覆行诸营,家至人告,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专详其宜。其大意是:现在的军营里要公役均平,我委派忠于职守、谨慎公平的太史到各营,对于所遇到的困难,可以畅所欲言,如军营中有老弱多病,不能温饱,或无法养家的,都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安置。

  护军之职流动性很大,有时去江州,有时去到吴国(苏、浙)。经常疲于奔命,也许是这种原因,于永和六年(350年)王羲之“苦求于宣城郡”。朝廷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后来力右军、会稽内史,赴任会稽山阴。《晋书·王羲之传》载:“(王)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羲之代述。”据推断,王羲之于永和七年(351)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朝廷可能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一、当时西藩桓温势力对中央构成很大威胁,会稽是宰辅司马昱的封国,属中央的势力范围,会稽是三吴腹地,水陆交通发达,物产丰富,许多豪门士族棲居这里,它对于重镇扬州和都城建康无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来说都非常重要,在平息苏峻叛乱之后,曾有人要求迁都于此。二、王羲之是东晋第一大族杰出人才,在王述守丧造成职务空缺时,他是最适合的补缺入选。三、王羲之“不乐在京师”,自然对这一职务会感到满意。王羲之初到会稽,通过旧友孙绰结识了一批名士新友,开始了他最后一个阶段的仕途生涯。

  王羲之对管理国家,有自己的见解,提出过不少改革弊政的措施,是一位热爱人民,同情百姓,政绩显著的父母官。

七、告誓辞官

  穆帝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初九这个吉日,王羲之独自走到那杂草丛生的他父母的墓地,向双亲亡灵陈词告誓,他将离开官场,绝禄退隐,他说: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夭,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儿。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皎日!后来王羲之把上述的一番话书写下来,这就是后世流传的《告誓文》,《告誓文》情感真挚,诚恳动人,在自谦自责的背后隐藏一种无可奈何、十分忧伤的情绪。王羲之从秘书郎起家到弃官退隐,经历了政坛的风风雨雨,怎不感慨万千呢?

  对于王羲之辞官,史家、研究家多有分析,见仁见智,但不外乎以下几方面: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其形势极为不利。当时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攻克了成都,一举打败了成汉国,一时名声大振,其势力迅速壮大起来。荆、扬是当时的两大重镇,荆州位居长江上游,对长江下游的扬州、建康威胁很大,皇帝惶惶不可终日,故将殷浩拉做自己的亲信,并委以重任,让他掌握扬、豫、徐、兖、青五州的军事大权,以防桓温不测。在这种情况下,殷、桓矛盾日渐尖锐,桓温原来与王羲之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由于上述矛盾,桓温视王为殷浩的亲信、党羽,这对王羲之是非常不利的。

  桓温军事力量的强大对殷浩触动很大,殷浩求功心切,不顾主客观条件先后北伐,每次北伐,王羲之都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将会以失败告终。可是殷浩根本不加理会,王羲之预感到“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结果都被王羲之言中,特别是最后一次,损兵折将,损失惨重,大败而回。此时恒温乘机上去弹劾殷浩,结果殷浩被贬为庶人,告老还乡,整天在家书写“咄咄怪事”四字。王羲之在《与孔彭祖帖》叹息:“殷废责事便行也,令人叹怅无也。”《增运帖》云:“吾于时地甚疏卑,致言诚不易。”他深深地感到人微言轻。“皆谓尽当今事,宜称,好仗义直言,朝廷自然不喜欢他。

  王羲之辞官一个直接的、公认的原因是与王述的矛盾。关于王述,《中兴书》曰:“述清贵简政,少所推屈,唯以性急为累。”《世说新语·忿狷》说:王蓝田(述)性急。尝食鸡子,以害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履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述父)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

  可见王羲之是很瞧不起王述的。

  王述原与王羲之齐名,在王羲之为临川太守时,王述只是一位县令(宛陵令),然而,现今王述成了扬州刺史,扬州不但是个大郡,而且是京城所在地,此地的刺史非同一般,其官位大大高于王羲之。会稽属王述管辖,王述来检查会稽刑政,竭尽苛求,王羲之疲于课对,甚为、满,引为奇耻大辱。他曾要求朝廷将会稽改为越州,与扬州并列而不在王述权威之下,结果不但未达到目的反而给他人以笑柄。王羲之气愤之极,甚至拿儿子出气:吾不减怀祖(王述),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坦之为王述子,当时被誉为“江东独出”)

  关于王羲之与王述的关系,《世说新语·仇隙》作了这样的记述:王右军素轻蓝田(王述)。

  蓝田晚节论誊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川,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至终。

  王羲之本来对仕途并不感兴趣,但既然入仕总想为人民办点实事,然而存在不少难处,他在《此郡帖》中写道:此郡之弊,不谓顿至于此,诸逋滞非复一条。独坐不知何以为治,自非常才所济。吾无故,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夏人事请托,亦所未见。小都冀得小差,顷日当何理。

  会稽郡拖欠的朝廷征纳的税赋(即所谓逋滞)无法上交,“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从中可知王羲之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从而表现出他厌恶仕途官场的思想。

  王羲之政治上不得志,现在又屈于王述的管辖之下,引起许多人的耻笑,其心境可想而知。羲之毕竟是位艺术家,他热爱会稽的山山水水,“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神仙般的生活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信奉道教,他经常接触的亲朋好友不少是信道入迷的名士,和他们一起浪迹山水,风流自赏,脱离官场的明争暗斗,这些均使他下决心辞官退隐。

  八、隐居的晚年

  王羲之辞官后,则以游观山水弋钓为乐。他不像一些隐居的名士,“被发佯狂”、“污身秽迹”,在当时走这样的道路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会有人认为他不同流俗,不合时尚,朝廷也会生出许多狐疑。辞官后他也不可能像兰亭聚会那样流觞赋诗,兴会无前,所以他说,“可谓艰矣”,然而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认为这是“天赐”,为之庆幸。

  王羲之去官以后,隐居养真,“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乐。

  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他游遍了东土诸郡山山水水,感叹道:“我卒当以乐死!”王羲之早就爱慕蜀中的山水之奇,与谢安书云:“蜀中山水,如峨嵋山,夏含霜雹,碑版之所闻,昆仑之伯仲也。”

  在幽美的大自然里,王羲之沉潜玩味其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美的享受,再也不愿意重返官场参与政治角逐了。王羲之辞官以后,好友谢万曾经致书于他,要他再次出仕,他写了《与吏部郎谢万书》婉然谢绝。此文说:古之辞世者,或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免,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

  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戒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旷,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怀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土,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矣。王羲之过着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王羲之辞官后隐居于浙江剡县(今嵊县)金庭。这是在他任会稽内史时,遣人行视选定的。这当然不是随意确定的,因为剡多名山,被称为福地。“入判经金庭,见五老、香炉、卓剑、放鹤诸峰,以为奇丽幽缈,隔绝世尘,眷恋不能已!遂筑馆居焉。从之者夫人郗氏、乳母毕氏、中子操之。”唐代裴通说:“越中山水奇丽判中为最,剡中山水奇丽全庭为最。”白居易亦说:“越有桐柏之金庭,养真之福地,神仙之灵墟,亦三十六洞天之一。”传说山上有灵芝,“尝闻异香,泉则石髓金精,清馨甘冽,时值仙人,从古下死,真天之绝境也。”王羲之迷恋山水,信仰道教,判之金庭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金庭白云洞,传说是王羲之始祖王子晋吹笙处。出于对祖先的崇敬,这也是王羲之择金庭而居的原因之一。

  王羲之辞官后没有繁琐的政务纠缠,用不着在官场朝廷间周旋,更不要在枯躁无味的案犊疏奏上劳神。显然在精神上是得到了解放。然而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毕竟是件很遗憾的事。谢安对王羲之说:“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人别,辄作数日恶。”王羲之说:“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王羲之当时他已到五十三岁的暮年,“衰老之弊日至”,伤心痛苦的事接踵而来。其一是两个孙女夭折,心灵巨创;其二是病魔缠身。痛苦不堪。

  王羲之是一位感情丰富而细腻的人。延期的女儿“四岁暴疾不救”,另一个孙女即官奴的女儿玉润,也是幼年因急病而亡。王羲之在《延期官奴帖》中说:“十日之中,二孙夭命”,他还在《二孙女夭殇帖》中称“二孙至此”。对于两个孙女的夭折极度哀痛,他曾说:“吾已西夕,情愿所钟,唯在此等。(指儿孙)。”自己已到夕阳西下之年,把感情、心愿凝聚在儿孙身上,目前是老者未去,幼者先亡,使王羲之“伤惋之甚,不能已已。”王羲之信奉道教,认为服食可以成仙得道,延年益寿。所以早就养成服食习惯,到了晚年有更多的时间到深山中采集药石,加之挚友周抚经常送些“胡桃”、“青李”、“来禽”等眼食所须之品,服食从不间断。

  药石并没有使王羲之长生不老,相反损害了他的健康,其晚年的病痛,他自己有很多这方面的陈述:鄙疾进退,忧之甚深。仆进下数日,勿勿肿剧,数尔进迟,忧之转深。

  亦不知当复何治。得散力,烦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经日。

  吾肿,得此霖雨转遽。吾遂沉滞兼下,如近数日,兮无复理。

  吾昨暮复大吐,小啖物便尔。

  吾此日极不快,不得眠,食殊顿。吾胛痛剧灸不得力,至患之。五六日来小差,尚甚虚劣,且风大动,举体急痛。

  仆下连连不断,无所一欲。啖辄不消化,诸弊甚,不知何以救之。

  王羲之少患癫痫,一二年辄发一次。晚年多病,这是他长期服药行散产生的恶劣后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服食久,犹为劣劣”,服药短暂的快感换来的终日病痛。由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年仅五十九岁就与世长逝了。随后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让不受。王羲之死后葬于浙江省剡县(今嵊县)金庭瀑布山南麓。现今该地还留有“晋王右军墓道”石牌坊及“晋王右军墓”碑亭。王羲之在他逝世前给周抚的信中曾说:“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已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晋书·王羲之传》也说:“有七子,知名者五人”。长子玄之,英年早逝;次子凝子,字叔平,亦工草隶,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为孙恩所害,妻谢道温,为谢安侄女,聪慧有才辩,是东晋著名女诗人、书法家;徽之,字子猷,官至黄门侍郎,以卓荦不羁著称;操之,字子重,历任侍中、尚书、豫章太守;献之,是王羲之七个儿子中最为知名者,关于其他两子说法不一,宋人黄长睿在《东观余论》中以涣之为王羲之之子,《全晋文》将其列入第三子;鲁一同引《王氏谱》加了肃之,其长幼次序为:玄之。凝之、肃之、涣之、徽之、操之、献之;《金庭王氏族谱》以璠之、穆之为二子,并排在献之后面,此说与献之最小之说有矛盾。王羲之的两个女儿何名,史无记载,仅知一女嫁给刘畅,生子瑾,官职尚书、太常卿;另一女,嫁给谢殃,生著名诗人谢灵运。

  九、轶事

  (一)写经换鹅民间有王羲之有爱鹅的传说。鹅,洁白的羽毛,红冠红爪,煞是好看,加上它迈着笨拙的步子,或引项高歌,或张开双翅翩翩起舞,也许给王羲之的书法有启迪作用,从中领悟到点画运笔技法,执笔时食指应如鹅头那样昂扬微曲,运笔时则像鹅掌拨水,这样才能将精力集中于笔端。清代书法家包世臣将这种情势用诗表达出来:“全身精力到毫端,定台先将两足安;悟入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王羲之爱鹅常画鹅,出于写生的需要,他买鹅养鹅在情理之中。从分析的角度看以下的两则轶事,却是有根据的,《晋书·王羲之传》也作了记载。

  会稽有一位孤居的老婆婆养了一只善于鸣叫的白鹅,很逗人喜爱,王羲之叫人去买来,不料老人不肯出售。无奈,上羲之只好经常去看这只鹅,使老人百思不解。后来王羲之又派人前去说服老婆婆割爱,老人还是不答应。那人只好开诚布公地告诉老人说,那是王羲之所要。当时王羲之是妇幼皆知,享有美誉的大书法家了,老人喜出望外,又听说王羲之要亲自拜访她,更是高兴。第二天,王羲之带了不少礼品去登门求鹅,不料老人为了招待这位大人把鹅宰了,当王羲之不见白鹅,并得知鹅已被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伤心地离开了农舍。以致回家后“叹息弥日”。

  山阴有一位道土,养了许多白鹅,王羲之看见了非常喜爱,向道士购买。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应为《黄庭经》),当举相赠耳。”要王羲之抄写经文作为交换条件。王羲之爱鹅成癖,又是道教的忠实信徒,故欣然同意。他怀着虔减之心花了半天的时间,工工整整地抄完了经文,十分高兴地“笼鹅而归”。唐代大诗人李白根据这一传说,先后写了两首诗。一首题为《王右军》的诗: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

  山阴遇羽客,爱此好鹅滨。

  扫素写《道经》,笔妙精入神。

  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后来又写了一首《送贺宾客归越》的诗: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若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道德经》即《老子》,是道家的主要经典,《黄庭经》是道教一种经的经名,两者是不能混同的。然而在流传的过程中,将《黄庭经》误写成《道德经》了。

  《晋书·王羲之传》也有此错误,李白在两首诗中都写换鹅,一首是“扫素写《道经》,一首是“《黄庭》换白鹅”。李白于天宝元年游会稽时所写的《王右军》,当时可能是根据传说,写成“道经”。后来也许看到了换鹅的书法作品,知道这是《黄庭经》,所以天宝三年正月送贺知章时所写的诗中写成了“黄庭换白鹅”,以示更正。《黄庭经》是王羲之楷书的代表作,如今每当我们欣赏这幅名作时,尤感其气韵高逸,笔致婉丽,李白“笔妙精入神”的评论并非溢美之辞。

(二)书扇济贫

  王羲之为官期间经常深入底层贫苦百姓中,体察民情。有一次在蕺山看到一个老妇卖六角扇,这种扇子是用竹蔑编成的,为了制作和使用的方便呈六边形,现在绍兴一带山村里仍有用这种扇子扇风纳凉。由于当地百姓普遍贫穷,虽然这种扇子非常便宜也无人问津,老妇忧心忡忡满面愁容,王羲之看到这种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他找来笔墨在老妇出售的所有六角扇上都写上五个大字。王羲之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了,虽不能说是一字千金,但想求他的字也是不容易的,老妇人由于孤陋寡闻,有眼不识泰山,她被这位官人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羲之便向她说明“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老妇半信半疑照此办理,果然人们争相购买,六角扇销售一空。第二天老妇又掮了一批竹扇来,再求羲之书写其扇,羲之只好笑而不答了。民间传说老妇还找到羲之家中要他继续为她写扇,羲之哭笑不得只好东躲西藏,传说如今绍兴市的“躲婆巷”就是他躲藏的地方。

  蕺山南麓的戒珠寺,相传寺址为王羲之别业,寺前有他的养鹅池和洗砚池。王羲之喜欢玩明珠,一天明珠不见,他怀疑是与他关系甚好的老僧所窃,老僧含冤而死。后来一只鹅死了,宰杀后发现了那颗明珠,王羲之后悔莫及,决定舍宅为寺,以戒玩珠之癖。

  (三)入木三分

  传说王羲之有一次走访一门生家,不巧门生外出未能见到,此时羲之在门生的书房里看到一张桌子,台面光滑如镜,洁白如纸,书案上还有一砚新墨,于是王羲之信手拿来一支毛笔,舐蘸了墨在桌面上急书挥写,不一会字迹满桌,王羲之便停笔归去。门生的父亲回到家中看到台面上墨迹斑斑,火冒三丈,便责问木工谁敢如此放肆,木工只好照直说来。门生的父亲令木工将台面刨去一层,结果刨掉了三分还清晰地看到字迹。从此“入木三分”用来形容书法笔力遒劲雄健,比喻见解、议论深刻。

  对于“入木三分”,还有另外一种传说:王羲之曾经写过祭北郊祝版(古代祭祀时写祝文的版),晋成帝时决定更改原有况文,故请工人将版面刨去三分厚度,不料王羲之的字迹仍然可见。。有人认为,“入木三分”显示了字在垂直方向上的延伸,字的笔画打破了平面局限而具有立体感。这种论点未免太“现代化”了,当时的中国人尚未有追求立体感的审美意识。“入木三分”与“力透纸背”在古代都是对字的骨力形象的一种夸张与形容。

  《晋书·王羲之传》原来是这样记述的:“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

  上面的两种传说很可能源于此,《晋书》作为史书,绝大多数内容是有事实根据的,由于后世人对王氏书法艺术的酷爱与推崇,故在《晋书》记述蕺山:位于绍兴市东北隅。根据《山阴县志》记载:“山多产蕺,蔓生。茎紫,叶青,其味苦,”越王勾践常到这里采集这种植物充饥,以不忘报仇雪耻,故名蕺。

  的基础上演绎出许多富有夸张色彩的情节来。

  第二章 政治思想

  王羲之自二十二岁任秘书郎至五十三岁辞官退隐,他的政治生涯达三十一年之久,其间政局多变,矛盾错综复杂,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王羲之为官期间对民情了如指掌,深知人民的疾苦。朝廷赋役繁重,人民不堪忍受,他同情百姓,主张改革弊政,减轻人民负担。他曾指出:“任国钧者”要“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王羲之身体力行,忠于职守,为人民办了许多实事。北伐是东晋朝野关心的重大举措,王羲之“审量彼我”,决定支持或是反对。他曾指出殷浩北伐必败,其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他虽然未曾亲自指挥和参加任何战争和战役,然而他的真知灼见足以证明他有鉴裁之能,显示了政治上的成熟。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故笔者将北伐问题放入政治思想一章里一并评述。王羲之作为一位有理想的政治家,一个伟大的目标始终在驱动着他,那就是,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一、重民爱民思想

  王羲之在会稽任内史期间,针对东晋当时存在的弊端,发表了一系列的政治见解,向朝廷和某些当权者提出了许多从宏观到微观、从大政方针到具体实施的正确的建议。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内,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不辞辛劳,不避风险,为当地人民办了许多实事,为稳定时局作出了很大贡献,政治业绩斐然。他胸怀宽大,一身正气,勤政廉政,表现了一种忘我的精神,他在《深情帖》中说:“古人云:‘行其道忘其力身,真。’卿今日之谓,政自当豁其胸怀,然得公平正直耳。”王羲之引古人的话说明当今,行政必须豁其胸怀,然后才能公平正直,事事、时时顾及自己的得夫,这样的人是不能行政的。王羲之在任职期间,是一位为古人所说的行道忘其为身者。王羲之正如宗自华所说他是一位“浓于热情”的人,他以艺术家的胸怀热爱人民,对人民一往深情。

  (一)开仓赈贷

  王羲之曾对朋友说,有的官员不肯多为人民做事,敷衍了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任期一到就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这叫什么父母官?王羲之为官清正廉洁,十分体恤人民的疾苦。就在他任会稽内史期间,有一年在他管辖的地域之内发生了灾荒,老百姓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不少人贫病交加在死亡线上挣扎。面对这一严重灾难,羲之心急如焚,这时有人提出:由官府拿出一点钱、粮来攸济灾民,但这显然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有人提出,从外地运粮到会稽来,但当时其他地方也没有粮食,更何况远水救不了近火,难以解决燃眉之急。这时王羲之巡视郡境五百里,断然决定打开城南几座大粮仓赈济灾民。当时主管补给业务的刘平急忙提出:那些仓库听存粮食是百姓交给朝廷的赋税,动用不得!擅分税粮轻则罢官,重则杀头!王羲之向刘平和其他官员解释,粮是百姓缴的,如果百姓逃荒的逃荒,饿死的饿死!又有谁来交粮纳税呢!救命如救人,至于后果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事后朝廷、皇上并没有对王羲之兴师问罪,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王羲之在危急关头开仓赈贷,救活了很多人,他们来年可以交纳税赋。在执行这一举措时,官员都没有营私舞弊行为。其二,王羲之同情人民,关心大众,在会稽很得民心,威望很高。其三,东晋皇权不振,东晋的皇帝不比其他朝代皇帝至高无上,一呼百应,他对权臣有很大的依附性,权力有限。王羲之在朝廷有三亲六戚二十余人,掌握实权,东晋政权依赖他们支撑,皇帝也不能随意降罪于王羲之。  

《晋书·王羲之传》云: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作为父母官的王羲之经常上疏力争,要求减少赋役,减轻人民负担,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往往获准。在这之中,谢安起了不小的作用。王羲之在致谢安的信中,表达了感激之情,甚至用夸张的语言说,如没有他的鼎力相助,会稽一带早就蹈入东海不复存在了。

网摘
  评论这张
 
阅读(9)|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