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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香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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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王羲之资料研究(三)  

2017-04-26 11:05:29|  分类: 【艺坛杂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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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资料研究(三)

王羲之资料研究(三) - 陆泉润 - 墨香满谷

唐蔡希综《法书论》称:‘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十七帖》以方笔方折为主调,有切金断玉之力;字字独立,自成气象,极尽含蓄蕴藉之意。千百年来,《十七帖》被奉为草书圭臬,帖中神品。历来认为《十七帖》是王羲之永和年间所书。

二、集王书圣教序

   此碑原题《大唐三藏圣教序》,又称《怀仁集王书三藏圣教序并心经》,因碑首横刻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

   玄奘天竺取经,历经千辛万苦,十七年后取得大乘真经返归长安,被尊为英雄,受到朝廷上下和广大法侣的赞扬。正像唐太宗序文所云:‘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NFDAC,与乾坤而永大’。皇太子李治则评价玄奘‘开法网之纲纪,弘六度之圣教;拯群有之涂炭,启三藏之秘NECE7’。

   唐太宗为玄奘所译大乘经作《大唐三藏圣教序》,皇太子李治作《述三藏圣教记》,同于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年)八月颁出。弘福寺僧怀仁,应众僧之请,集王羲之书迹立碑,由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由京城法侣建立。为立此碑,唐内府所藏右军墨迹尽供取舍。

   怀仁利用内府真迹,精心钩摹,历时多年,于咸亨三年(六七二年)竣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字迹真行、肥纤、大小安排适当,体势、笔意、情趣也相互连贯,从而使原非同时所书的字迹,在重新组合之后,产生了新的艺术效果,流动严密,天衣无缝,似右军一气呵成之作。此碑的意义,不仅在于是首创集王书的杰作,更重要的是,它保留了已经亡佚的王书面貌,成为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一个经典宝库。

   北宋初周越《书苑》说:‘右军剧迹萃其中。今观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明孙矿认为《圣教序》是‘行世法书第一石刻’,‘视真迹可谓毫发无遗恨’(《书画题跋》卷二) 。明王世贞《NBB32州山人四部稿》说:‘《圣教序》书法为百代楷模,……极备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龙象,《兰亭》之羽翼也。’

   《圣教序》碑现藏西安碑林。据王澍《虚舟题跋》说,未见唐拓本,现存世者以宋拓本最佳。西安碑林于七十年代翻修《石台孝经》时,发现南宋整拓《圣教序》一份,可惜已残破。碑在元初以后中断,未断之拓为宋拓。宋拓本之字,多半肥大精美,笔锋使转处细丝可见。传世的佳拓本有:(一)崇恩(禹NC646)旧藏本。北宋拓本,亦称墨皇本,有崇氏及何绍基等人题跋。曾归徐世昌,现藏天津市博物馆。(二)明库装北宋拓本。有董其昌、郭尚先跋,现存陕西省博物馆。(三)南海筠清馆藏北宋拓本。此册有明晋王府印,先为明晋王府藏,后归吴荣光筠清馆藏,有姜宸英、翁方纲、吴荣光等人题跋。现藏日本兵库县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四)天瓶旧藏北宋晚期拓本。旧藏天瓶老人,后归葭谷居士,有乾隆时梦舫居士王际华题跋。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五)吴云北宋拓本。此本纸墨和捶拓具精,笔锋使转可见。有清代鉴藏家吴云评语多处,碑后有王澍、蒋衡等题跋。现藏美国安思远处。

第三辑 兰亭论辨

   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一篇冠绝古今的书法剧迹,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自唐以来,围绕这一剧迹的真伪,时有聚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论辨,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甚大。

一、起因和过程

   一九五八年以后,在南京、镇江等地出土了不少墓志,其中有五块墓志属东晋明帝太宁元年(三二三年)至穆帝升平元年(三五八年),正当王羲之的壮年和暮年。这些墓志的出土引起了考古界、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并在沉寂多年的书法界引起震荡。其中《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尤为引人注目,并引发了中国当代书法史上著名的《兰亭》论辨。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由郭沫若署名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在《文物》一九六五年第六期上发表,后又在《光明日报》上连载。郭文所说的‘王、谢’即王兴之和谢鲲。王兴之是王彬的儿子,是王羲之的叔兄弟,与兰亭雅集中的谢安、孙绰等都是朋友。谢鲲是风流宰相谢安的伯父,是王羲之两个叔父王ND447、 王彬的同龄人。他们的墓志均为刀凿的隶书体,和王羲之用行书书写的《兰亭序》完全不一样。因此,郭沫若认为《兰亭序》的可靠性问题,‘便不能不重新提出来’。经过一番考证,郭沫若批判了《兰亭序》的后半段文字有悲观论调,不合王羲之思想,因而断言《兰亭序》是‘依托’的。‘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从而进一步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郭沫若说:‘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智永是王氏的七世孙,为陈代永欣寺和尚。

   在中国古代书学史上,《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清代学者阮元、李文田和包世臣等早就提出来了。但由于缺乏资料,无从争议。现在有‘王、谢’墓志的出土,郭沫若认为‘李文田的预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一半。我很相信,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将来很可能有王羲之真迹出土,使李的预言能得到全面的实现’。

   郭沫若的‘依托说’,不仅直接指向《兰亭序》的不真,而且还意味着凡属唐摹宋刻王羲之的书迹皆为伪,由此对汉魏两晋六百年的书史提出异议,六朝至隋唐以下的书史、书评也受到冲击。

   郭沫若的文章, 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 由于当时正在进行‘四清’运动,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又鉴于郭沫若在学术界的影响,一时学界缄口不语。

   但仍有人大胆地提出质疑。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称郭此说为‘惊心动魄之论’,并进行了辩驳。高二适引证有关文献资料和法帖资料,从郭沫若到包世臣、李文田,一一驳议,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高二适先将文章寄给报刊,但未被刊用。他又将文章寄给章士钊,希望得到章士钊的支持和帮助。章士钊写信将文章转呈毛泽东主席。

   章士钊致毛泽东的信:

   润公主席座右:

   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NFDAF此籍叩。

政绥

                                                           章士钊谨状

                                                         七月十六日

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

   毛泽东经一夜审阅,翌日即七月十八日复信章士钊,信中有云: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信发出五天以后,七月二十三日,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在《光明日报》发表,一九六五年第七期《文物》还发表了高文的手稿影印全文。

   高二适文章的发表,立即引起讨论的扩大。《文物》第九期到十二期连续发表了郭沫若、龙潜、启功、于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等人的文章,拥郭反高。一九六五年的下半年,有个别学人著文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如严北溟、唐风等。一九六六年春, 广东的商承NFDAD撰文《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从字体演变的角度,论述隶、行、草、楷等书体的发生、发展、成熟过程,驳郭文之误。因刊登在《中山大学学报》上,更因‘文化大革命’在即,论辨难以为继。

   ‘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于一九七二年,在《文物》第二期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认为残卷字迹‘笔捺极重,隶书气味很浓’,称一九六五年期间曾热烈辩论过的《兰亭序》真伪问题,‘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此文又以大量篇幅,批驳了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非伪的观点。此时,章士钊已九十二岁高龄,请高二适代写反驳文章,终因政治环境不允许而作罢。

   一九七三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论辨》一书,将郭沫若等十余篇主伪的文章划归唯物主义范畴,编入此书上册,将高二适、章士钊、商承祚三人主真的文章划归唯心主义范畴,编入此书下册,旨在总结此场论辨。

二、论辨观点

   郭沫若等主张《兰亭序》为伪的观点大致有:

   (一)南朝梁代以前文献,未见今传《兰亭序》文。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未收。梁武帝和陶弘景多次论书中亦未提到。只有《世说新语》注文中收入《临河序》,故疑《兰亭序》即是《临河序》,今传的《兰亭序》是后人伪托。

   (二)《兰亭序》既为仿石崇的《金谷诗序》,两者字数应相差不多。今传《兰亭序》字数多出一百六十七字,是《金谷诗序》的一倍。而《临河序》的字数恰与《金谷诗序》相当。所以《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之理。

   (三)《兰亭序》所增添的‘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六十七字,实在是大有问题。本来‘大家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悲得太没有道理’。再说也不合王羲之的性格,他‘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象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四)字的时代风格与现在见到的晋代碑刻和出土的墨迹不合。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

   (五)梁武帝《书评》说‘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但《兰亭序》 的字势,却丝毫也没有雄强的味道’。唐人韩愈、张怀NF146、清人包世臣对王羲之的字,‘批评是相当严峻的,和梁武帝的《书评》恰恰相反。这就表明:现存王羲之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六)‘文章都是依托的,墨迹不用说也是假的了’。‘梁与唐之间相距六十余年,这就是依托的相对年代’。郭氏说:‘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 ’ 智永是陈代永欣寺僧,系王氏后裔,能文善书。‘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七)《兰亭序》第一行‘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癸丑’两字系填补而成,且经过添改。这足以证明《兰亭序》决不是王羲之写的。

   (八)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写的稿本,它不是临摹本或者‘响拓本’。

   (九)《三国志》的晋写本既是隶书体,则其它一切写本都必然是隶书体。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是隶书体,则凡属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而《兰亭序帖》却是后来的楷书体,那么,《兰亭序帖》必然是伪迹。

   (十)看到两种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又为《兰亭帖》的伪造添了两项铁证。《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看来是已经解决了。

   (十一)王羲之的《豹奴帖》是章草,有名的《十七帖》是稿书,但乃带有章草笔意。这些和《兰亭序帖》是大有距离的。《青李来禽帖》是行书,颇带后来的楷法,但与《兰亭序帖》也截然不同。唐玄宗时传入日本的《丧乱帖》与《孔侍中帖》,用笔与《宝子》、《杨阳》及王、谢墓志等尚有一脉相通之处。《快雪时晴帖》与《兰亭序帖》笔意颇相近似,则直是更晚时代的伪作了。

   (十二) 何谓‘隶书笔意’?‘隶书笔意’是指秦汉隶书特别是汉隶的笔法。‘具体地说来,是在使用方笔,逆入平出,下笔藏锋而落笔不收锋,形成所谓“蚕头”和“燕尾”。南北朝人的碑刻字或写经书,虽已收锋,仍用方笔;凡一点一划、一起一收,笔锋在纸绢等上转折如画三角形。这样的用笔法,就是所谓隶书笔意。’晋代的书法处于隶书阶段。

   商承祚、高二适等主张《兰亭序》为真的观点大致有:

   (一)梁代以前文献未见收录,并不能证明《兰亭序》的不存在。《世说新语》云‘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已正式提到《兰亭序》的名称,注文又说是《临河序》。以后又称《兰亭诗序》、《兰亭记》、《修禊序》、《曲水序》、《兰亭文》、《禊饮序》、《禊帖》等等。如果本有原题,后人不会任意为之改易。

不论是刘义庆所称《兰亭序》,还是刘峻(孝标)注的《临河序》,‘两者皆为晋人不同的命名,二刘以所见的抄本标目各异,也就入录不同,故不能是说《兰亭序》为后人伪托’ 。 用《兰亭序》的早出晚出,作为真伪的绝对根据,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姨母帖》是王方庆进与武则天的王氏家族十帖之一,时间后于《兰亭序》三百六十余年,是知晚出并不能证明其物之无。

   (二) 《兰亭序》 仿《金谷诗序》不能从形式上做机械的对应类比。刘峻注文中《临河序》 ‘右将军司马、 太原孙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一段三十九字,属于《序》 的附记, 在正文中可录可不录。赋诗者二十六人因不入正文,故于议论后以‘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表明各人的诗及作者姓名另有附记;不能赋诗受罚者有十五人,更无关宏旨。《兰亭序》较刘峻所引《临河序》多出‘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一段,一百六十七字,是《兰亭序》的精华所在,正是可以‘敌’过石崇之处,所以说右军‘甚有欣色’。这是模仿的创造。不存在在《临河序》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现象。注家删节了右军之文(如赋诗者、罚酒者三十九字),并未增加右军之文。

   (三)《兰亭序》中‘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正是右军文采和情怀的写照。羲之思想杂糅儒、释、道三家。从羲之的言行表现,不足以说明他是‘一死生、齐彭殇’的信徒,反而证明其性格充满着许多矛盾,即既望用世,又想遁世;既求旷达,又心胸狭隘(初时对王述傲慢,后由妒忌而誓墓不仕)。‘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时,就‘快然自足’;当其‘所之既,情随事迁’时,又不免感伤悲怀。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的矛盾。羲之的《兰亭序》反映出自己乐极生悲中的苦闷、彷徨,自然容易引起时人的共鸣,故及其文一出,便转相传诵,风靡一时。修禊同游者孙绰,其诗有‘忘味在闻韶’的达观语句。但在他的《兰亭后序》中却出现‘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前后心情判若两人,难道可以说这篇《后序》亦是后人所依托?

   (四)郭文中引用前人评语,说明王羲之最善草隶、隶书、章草,未脱隶意。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根据历代书评,称晋人之草虽然有时指章草,但更多的是指今草。唐以后所说的草, 则包括今草以及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唐张怀NF146列王羲之所善之草,可知确指今草。所以,王羲之最擅长的不是章草和隶草,而是今草和楷书,以及两者相结合的行书。郭文把王、谢墓志的书体和王羲之的书法风格联系在一起来说是否恰当?将《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说是否有必要?《王兴之夫妇墓志》等既非出自好手所书,而刻工又极粗劣,很难说它在书法史上占有何等重要地位。它的出土,只是证明:①当时对墓志的书法并不重视,就是‘书法世家’王、谢家族也是如此;②东晋墓志的通用书体,有的是隶书,有的是隶楷,各体皆有。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去认识书法的发展。上层的书法和民间书法有一定距离,砖刻主要由陶工所书,是民间书法的一种,要想用晋砖文字来窥探书家多种笔法,事实上是有困难的;欲以晋砖和墓志衡量书家的一切书法,此路是难以行得通的。

   (五)郭氏说梁武帝《书评》称王右军,‘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而在《兰亭序》中,却没有雄强的味道。这里,涉及艺术欣赏问题,也关乎对王羲之的评价问题,还有个辗转叠摹效果问题。王羲之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主要贡献是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王羲之改革了传统的程式笔法,使其丰富多彩,避免了千篇一律。对此不能单纯地理解为笔划和线条的差异,不能把艺术概念和科学概念等同起来。《兰亭序帖》,是王羲之所书,但不管是传世的神龙本还是定武刻本,摹者‘间用我法’,笔法的神韵逐渐失真,但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反映出羲之书法的体态和面貌,不同于‘向壁虚造’。《丧乱帖》等因未经多次转摹填廓,故《兰亭序帖》

与《丧乱帖》等自有距离,有的基本相似,而又稍有不同。所以,不能轻易肯定《兰亭序帖》为伪作。

   (六)郭氏谓《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都是智永所‘依托’,而今存神龙本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这个说法,缺乏事实根据,是‘想当然’的说法。郭文虽曾提到‘用笔的方法是有同一的时代性或同一作者的个性的’,但未举出神龙本与智永书法相同的特点在哪里。智永所书《千字文》的刻本与手写本,风格还是一致的。今将神龙本与《千字文》比对,风格、笔势有出入,前者多骨,后者胜于肉,不能谓其一致,故非出自一人之手。隋炀帝评智永书谓‘得右军之肉’,这贬辞是不无见地的。今人如果肯定神龙本是智永所书,那末,他的《千字文》就无一真本,同样是‘依托’的了。郭氏两次提到前人称智永临写过《兰亭序》,还有刻石,郭氏说:‘虽然没有把真象透露出来,但智永和《兰亭》有密切关联是很明显的。我估计,智永写《兰亭》应该不只一本,象他写的《千字文》存八百多本的一样,故旁观者以为他在“临写”而已。’果真像郭氏说的这样‘大量生产’,何以下及唐太宗时,才半个世纪左右,而仅有一本《兰亭序帖》传世,稀如‘凤毛麟角’呢? 姑且缩小一下数字,算它一百本,其余九十九本未露,到哪里去了? 这不但无以证明《兰亭序帖》是智永所为,反而证实了智永不仅见过王羲之的《兰亭序帖》真迹,而且曾存留在他的手里。

   (七)‘隶书笔意’,是讨论《兰亭序帖》真伪中突出的一个问题。郭氏的说法虽明白具体,但如仔细分析一下,其中实包括两种笔法在内:一是下笔藏锋,落笔不收锋的汉隶挑法;一是无波挑而起止收锋的所谓方笔。没有残余隶笔,而谓之有隶书笔意,必须以具有隶笔的形态为前提,因隶书笔意是隶笔表现出来的,离开了这个条件,所谓隶书笔意是不存在的。《十七帖》用上述笔法和总体性准则来衡量,都体会不出它有隶书笔意。《十七帖》属于今草而不属于章法。郭氏谓东晋时代的书法仍处于隶书阶段,当时的人们不能写出脱离隶书笔意的楷书,能符合实际情况吗? 一种新事物在取得显著地位以前的各个发展阶段,每每是在‘旧时代’里完成的,如认为脱离隶书笔意的楷书不在‘隶书时代’出现,那不是只能在楷书时代出现了么? 东晋社会使用的书体,具隶法的多见于砖、石刻文或写经书,少见于行、草书,所以不能肯定东晋是隶书时代。

   (八)唐太宗父子书法,均得法于右军之《兰亭》。太宗收藏《兰亭》,又亲自为《王羲之传》写赞文。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穷年累月访求王帖,二十多年始完成这项工作,其认真、 细致为大家所公认。 所集之字,书法风格基本一致,前人已有定评。其中‘集’字,神龙本约二十多个,则怀仁所据的字帖不是出于智永一手,也只能是智永以后的人再仿神龙本的书法风格而‘依托’的‘伪中之伪’,则怀仁集智永之书,就成了‘集再伪做之大成’。

三、余绪

   这次《兰亭》论辨虽就真伪问题意见对立,相持不下,但双方在有关《兰亭序帖》的艺术价值和王羲之的艺术成就的评价上,观点还是比较接近的。

   郭沫若连续几次说到这个问题。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中说:‘我在这里要作一次交代:我说《兰亭序》依托于智永,这并不是否定《兰亭序》的书法价值;也并不是有意侮辱智永。不,我也承认《兰亭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这是不能否认的。我把《兰亭序》的写作权归诸智永,是把应享的名誉归还了主人。我自己也是喜欢《兰亭序》书法的人,少年时代临摹过不少遍,直到现在我还是相当喜欢它。我能够不看帖本或墨迹影印本就把它临摹出来。’在《〈驳议〉的商讨》中又说:‘对于羲之字帖,应该分别研究,定其真伪;不好抱着一成不变的态度,认为“一真一切真,一伪一切伪”。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意思否认所有王羲之的字帖,更没有意思推翻王羲之的地位。《兰亭序帖》,即使肯定不是王羲之写的,它的书法价值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五年以后,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中再一次说:‘不过,《兰亭序帖》虽伪,并不贬低它的价值,只是它不是王右军所书而已,不仅字迹不是王右军所书,序文的后半段也不是王右军所作;这样说也并不贬低王右军的价值。一定要坚持《兰亭序文》的后半段绝非伪作,那倒是有损于王右军的。’

   千百年来, 作为书圣, 王羲之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一直是书法家们必学的范本,大量地被临摹、传拓,化身千万,就像是有了独立的生命力,与东晋以来的中国书法史相始终。不仅如此,《兰亭序》对中国文学、绘画、雕塑、建筑、文人的生活方式,以及邻邦日本、韩国等国的书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次论辨的几位主将,在此后不久相继谢世,论辨也随即落幕。但关于《兰亭》的讨论将继续进行下去。它将从文化史的角度,揭示‘兰亭’研究更深刻的学术意义,从而为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

第四类 影响与研究

  第一辑 古代影响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毛泽东《讲堂录》)。书圣王羲之经历一千七百年,彪炳书史,千古一帝。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这个名字与‘书法艺术’几近同义语。虽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流传至今,其作品真迹已无片纸只字,但是‘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王羲之身后,从皇帝亲王到达官显贵,从高人逸士到平民百姓,从硕儒文豪到佛道中人,从华夏大地到亚裔邻邦,到处都可看到王羲之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一、南北朝时期

   王羲之毕其一生专注书法艺术, 超越东晋同时代的卫夫人、王导、王敦、王ND447、王洽、庾翼等大家,卓然而立,当世见贵,朝野书人无不仰服。其七子王献之异军突起,以更加丰丽妍媚的书风,使东晋末和南朝宋国改向相从。好古趋质的梁武帝萧衍尊羲抑献,重树王羲之书法‘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书坛盟主地位,使王羲之独享殊荣。

   在梁武帝以前五十年,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也是墨林善者,时常学书戏习,大量收集法书图籍。宋明帝刘泰始六年(四七年),内府旧藏‘二王’书迹有十四帙,一百四十五卷, 又新增‘二王新入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诏虞NF24A、巢尚之、 徐希秀、 孙奉伯装治并鉴定。‘料简二王,评其品题,除猥录美,供御赏玩’(虞NF24A《论书表》)。自此以后各代皇帝,循例搜求法书图籍。

   ‘梁武帝尤好图书。搜访天下,大有所获’,‘天监中(约五一年),敕朱异、徐僧权、唐怀允、姚怀珍、沈炽文等析而装之,更加题检。二王书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并珊瑚轴织成带金题玉躞’(张怀NF146《二王等书录》) 。又命殷铁石选集王书,由散骑侍郎周兴嗣编次成韵,即有名的《千字文》,志在返朴归真,推崇钟繇、王羲之。

   在宋、齐、梁、陈帝王的推崇下,南朝书家辈出,形成了东晋以后又一个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当时有名的书家有:王氏后裔如王昙首、王僧虔、王褒、王慈、王志、王筠、智永等,其他姓氏者有羊欣、薄绍之、孔琳之、沈约、萧子云、陶弘景、袁昂、庾元威、徐僧权、庾肩吾、贝义渊、满骞、陈逵等。

   其中王僧虔是王羲之一门的曾孙,喜文史,善音律,尤工书。但在皇帝面前不敢显示。宋孝武帝附庸风雅,欲擅书名,僧虔只能用拙笔写字,以此见容。齐太祖曾与王僧虔赌书。书毕,太祖问:‘谁为第一? ’僧虔答:‘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太祖笑道:‘卿可谓善自为谋矣。’(《历代书法论文选》王僧虔题注)王僧虔《论书》还记载‘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认为,宋文帝的书法,比不上王子敬,但跟羊欣差不多。

   早在东晋穆帝(三四五-三六年) 时,就有人模仿王羲之的字,‘如张翼及僧惠式效右军,时人不能辨’(《二王等书录》) 。虞NF24A《论书表》也记有‘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

   模仿的风气到了南朝,先是帝王鸠集王书,又使人模拓、复制。此风一开,劣迹伪迹接踵而至。‘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虞NF24A《论书表》) 新渝惠侯即刘义宗。他是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从子。‘悬金招买’王书,概始于他。

   搜求‘二王’书法的是帝王,毁坏‘二王’书法的也是帝王。

   东晋末年安帝时,掌握朝政大权的是桓温的儿子桓玄。桓玄继承父业,一心想取代司马氏。元兴元年(四二年),桓玄举兵反叛,迫安帝禅位,自立国号‘楚’。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兵败被斩。但桓玄也像桓温一样,‘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选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投于江’(《二王等书录》)。桓玄开了毁灭王书的恶劣先例。

   刘宋末年,战乱四起,在宋、齐易代的丧乱之际,‘二王’书迹大多遗失。齐高帝(四七九-四八二年)时,书府的全部古迹,‘惟有十二帙’(《二王等书录》)。

   梁元帝萧绎承圣三年(五五四年),西魏将军于谨率军围攻江陵。梁元帝见大势已去, 在投降之前, 遣后阁舍人高善宝放了一把火,将梁朝积五十年之力搜蓄起来的‘二王’ 及其他法书, 连同‘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尽焚于烈焰之中。百官惊呼:‘文武之道,今夜穷乎!历代秘宝,并为煨烬矣!’(《二王等书录》)这把火,不仅是中华文化史上的劫火,更是书法史上最惨烈的劫火,‘二王’真迹,大多焚毁于斯。这一天,是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即公元五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夜。

   联系后来隋炀帝和宋徽宗的毁书之灾,更令人痛惜。‘大业末,炀帝幸江都,秘府图书,多将从行,中道船没,大半沦弃。其间得存,所余无几。弑逆之后,并归宇文化及,至辽城,为窦建德所破,并皆亡失。’(《二王等书录》) 宋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 冬,金兵攻占汴京(今开封),掳徽宗、钦宗,将汴京抢掠一空,掠走二帝以下后妃、亲贵,以及宫娥、内侍、百工、技艺等人,掠去皇宫法物重器以及太清楼秘阁三馆藏书、字画等(包括‘二王’真迹摹本),后不知所终。

   所以,对‘二王’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扬,对‘二王’法书的搜求和整理,聚也南朝,毁也南朝!敛也帝王,失也帝王!

   在‘二王’书风风靡南朝的同时,北朝以钟、胡为祖,书风向刚健雄强的方向发展,少有‘二王’影响。但也出现了崔悦、崔浩、江式、卢玄、郑道昭、王远、王长孺、萧显庆、朱义章、姚孝标、颜之推、赵文深、赵文渊等书家,其变古鼎新的势头,不如南朝强烈,整体书风少有江南灵秀书卷之气。在南北江陵之战后,王褒被掠至北周,‘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周书·赵文深传》)。王褒,字子渊,琅邪人,为南朝梁萧子云外甥,才学优敏,尤工‘二王’书。曾有‘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之誉(《颜氏家训·慕贤篇》)。北周书家赵文深等,见之惭恨,形于颜色,改攻褒书。从此,王羲之的书风在北朝流行起来。

二、隋唐时期

   隋朝只有短短的二十七年,其书法艺术,上承两晋南北朝的遗风,下开唐代激烈变革新局面,处于过渡时期。隋朝的书法平正和美一路,从‘二王’书风中来,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下开虞世南、殷令名。

   智永为王羲之第五子徽之后裔,生于南朝陈,出家为僧,住锡绍兴永欣寺。其书师法羲之,笔力纵横,真草兼备,颇有祖风。今传《真草千字文》,笔法、结体来自王羲之的《寒切》、《丧乱》、《十七》诸帖。其墨迹本,随唐朝日本遣唐使和长安的归化僧东渡,流入日本。

   唐代武功既盛,文事亦隆。唐代书法艺术在帝王的倡导下,承继王羲之书法艺术中的变革精神,进入了一个规整和变法并行不悖、共创辉煌的划时代的时期。

   初唐承隋。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皆擅翰墨,而且专习王书。唐太宗李世民,笃好王羲之书法,定王书为一尊,誉之为‘尽善尽美’,‘千古一人’。他派人赚取《兰亭》,摹拓复制,分赐大臣。‘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二王等书录》)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制《圣教序》,弘福寺僧怀仁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剧迹咸萃其中。是碑一出,士林景从,莫不借此仰契右军。有唐一代行书,每每宣传临习‘二王’,实则全从此碑而出。‘模仿羲之书,必自怀仁始’ (《宣和书谱》) 。从此以后,王羲之的《兰亭》等帖法书,遂流播民间,初、中、晚三唐至五代莫不受其影响。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孙过庭、薛稷、钟绍京等,无不接武六朝,步趋‘二王’。

   中唐以降,学习王书,发展出两大书体。张旭创立狂草,颠形诡异,纵逸不羁。释怀素,醉后落笔,神奇莫测。时人合称‘颠张醉素’,誉为‘草圣’。颜真卿,正书雄伟,器宇宽广,以凛然郁勃之气,粗犷豪纵之体,力扫时俗纤丽蕴藉之风,创立‘颜体’,朝野耳目为之一新,后人誉之为‘鲁公变法’。狂草和颜楷,是中国书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晚唐名噪书坛的沈传师、柳公权、苏灵芝、释高闲等,学王书亦可称道。

   五代十国,书法特出者为杨凝式。他食古能化,深得书学三昧,自颜真卿后,无人能及。宋黄庭坚极推其书,曾谓‘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后人称其为‘五代中坚’。

   南唐诸帝亦好文艺,尤其是后主李煜,不仅擅长填词,而且通音律、善书画,尤雅重大王(羲之),称小王(献之)失之惊急,无蕴藉之态。著有《书述》。

三、两宋时期

   宋代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临习和研究,超过唐代,可以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宋王朝建立后,立即着手恢复五代割据所破坏的礼制,偃武修文,一洗五季锋镝之腥。于是出现了一批证经补史的金石学家,如刘敞、吕大临、欧阳修、赵明诚等。随着金石学的发展,以宋太宗为首,提倡刻帖之风,至南宋仍经久不衰。宋代帝王好《兰亭》、热衷于习王字,以帝王之尊,直接影响着一代书风。宋太宗擅楷、行、草各体。淳化三年(九九二年),太宗出秘阁藏历代法书,命侍书学士王著编刻,命名《淳化阁帖》,‘二王’书法占了一半。宋徽宗更是浸淫书画,命蔡京等刻《大观帖》,著录《宣和书谱》。南宋高宗全心钻研‘二王’书艺,专精《兰亭》,达到了‘详观点画,以至成诵’的程度,亲自临写《兰亭》,分赠大臣,形成以习《兰亭》为荣的风尚。高宗以后的孝、光、宁、理诸帝,皆尊家学,以‘二王’为嚆矢。于是形成了一门皇帝皆习‘二王’,普天之下归宗‘二王’的氛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除了太宗的《淳化阁帖》和徽宗的《大观帖》外,北宋还刻有《潭帖》 、 《绛帖》、《庐陵帖》、《元秘阁续帖》、《二王府帖》、《临江戏鱼堂帖》、《汝帖》,南宋刻有《绍兴国子监帖》、《鼎帖》、《淳熙秘阁续帖》、《修内司帖》、《博古堂帖》、《群玉堂帖》、《星凤楼帖》、《甲秀堂帖》、《宝晋斋帖》、《凤墅帖》、《世彩堂帖》等,各种刻帖多以‘二王’书法为主要内容。

   刻帖之风带动了刊刻《兰亭》之风,御府首倡,文人士大夫们紧随其后。‘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百本’(《赵孟NFDA2兰亭十三跋》) 。文人士大夫以家藏《兰亭》为荣,仅南宋理宗御府所集藏的精品就达一百十七刻,装褫十册。佞臣丞相贾似道得一百七十余本,分为十支。丞相游似收《禊帖》百种,分为甲乙十集。《兰亭帖》的大量刊刻,又进一步普及了王羲之的书风。

   随着阁帖和丛帖的广泛传布, 逐步开始对《兰亭帖》 进行深入的研究。宋人对《兰亭》的咏赞诗之多是惊人的,作者遍及社会各阶层。更为可喜的是出现了《兰亭》研究著作,有桑世昌《兰亭考》、俞松《兰亭续考》及吴师卿《兰亭辨考》等。他们采撷各家所言,芟繁撮要,推其源流,辨其异同,作了归纳、整理,保留了诸多史料,为后人研究《兰亭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宋代书家,虽承唐学王,却以尚意为主调。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一时并出,先后辉映,均以颜真卿、杨凝式为归依,而上追王羲之。此外,王著、周越、欧阳修、王安石、文彦博、林逋、范仲淹、沈辽、蔡京、蔡卞、党怀英、元好问、赵秉文、王庭筠等无不以王书为指归,以书擅名。

四、元、明、清时期

   南宋人虽刻王书学王书,但由于翻刻失形和模拟当朝,书风日下,未能出现书法大家。

   公元一二七九年,蒙古人忽必烈灭宋。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 春,赵孟NFDA2入大都仕元。在书法艺术活动中,赵孟NFDA2与鲜于枢等人共同力挽颓风,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回归潮流, 逐渐占据了整个朝野。赵孟NFDA2一生学书,宗奉‘二王’书法。他一生临习《兰亭》无数,又作有大量题跋。其书作和文跋是继北宋四大家之后,学习、研究王书达到的新的高度。他的书法依托‘二王’,影响明清和近现代。其题跋中以《兰亭十三跋》最为有名。其中第七跋云:‘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 故古今以为师法。’在赵孟NFDA2托古改制、回归‘二王’的旗帜下,邓文原、揭斯、饶介、李倜、倪瓒、虞集、柯九思、张雨等人各有体势。

   明代三百年,从整体上来说,是帖学风行的时代,法帖传刻十分兴盛。著名的有常姓翻刻阁帖《泉州帖》,周宪王刻《东书堂帖》,文徵明刻《停云馆帖》,董其昌刻《戏鸿堂帖》,华夏刻《真赏斋帖》,莫是龙刻《崇兰馆帖》,王肯堂刻《郁冈斋帖》,邢侗刻《来禽馆帖》等。帖学大行,士人竞相临摹,蔚然成风。所以明人善行草者极普遍,简牍之美,几越唐宋。

   明朝前期,书坛深受赵孟NFDA2影响,余韵不绝。直至明中期,刘珏、姚绶、詹僖、金琮等家,无出赵的法门。另有一些书家如宋克、陈璧、解缙、张弼、张骏、陈献章等,则能另辟蹊径,自成别调。

   明代中期,吴中地区人文荟萃,书家辈出。以王书为绪,各具风采。如徐有贞行草书的遒放雄健,沈周的苍劲秀润,王鏊的清劲峭拔、吴宽的姿润奇崛等。

   弘治至嘉靖年间,吴中崛起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陈道复,称‘吴中四家’。祝允明是穷年白首、池水尽墨的专业书家,各体皆工,名播遐迩。草书长卷大幅,奇纵跌宕。文徵明为吴门画坛的盟主,小楷尤为精整,师承晋唐,行书出入《圣教序》。文徵明的学生陈道复,上寻‘二王’,下模唐宋,脱出师门,自成一格。王宠的书法出于王献之,以楷书擅名,笔法遒逸婉和,深得晋唐雅趣。另外,浙江宁波的丰坊,行草学‘二王’,宽舒醇厚。松江的陆深,骨力遒劲。

   明代晚期,董其昌尊王学王,雄踞书坛,成一大家。其书风圆劲秀逸、行气疏朗,别具一格。董其昌不仅书法享有盛誉,其书学也是一代宗师。晚明与董其昌齐名的还有邢侗、米万钟、张瑞图,时称‘邢董米张’。其中张瑞图的行书,初师钟、王,书体温和淳雅,后期用笔转为屈曲方折,风格奇宕。邢侗主要以‘二王’为宗,笔力矫健,古朴圆浑。

   清代初期,书苑流行最广的仍是董其昌的书体。康熙皇帝玄烨,酷爱董书并写有一手董体。海内董书真迹,搜访殆尽,朝野士人,风趋云会。如笪重光、姜宸英、汪士宏、何焯、沈荃、张照、王澍、查士标、查 、祁豸佳、吴山涛等人,均以董书为门径,采撷晋唐各家,创立自己的风貌。

   至乾隆一朝, 书风渐变。乾隆皇帝弘历尚好赵孟NFDA2书体。他习赵书,却无赵孟NFDA2的骨力; 推崇王书,却少右军的韵味。再加科举以书法取士,使书风渐成‘乌、方、光’的‘馆阁体’,走入末路。

   乾隆至嘉庆年间,帖学书风进入了最后的繁荣,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成亲王永 等人,在取法和发扬‘二王’书帖风格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功。王文治自称‘从事于《兰亭》者三十年,从事于“定武”者二十余年’。

   乾、嘉以后,碑学勃起。从事碑学的阮元、包世臣、伊秉绶、邓石如、吴熙载、何绍基、赵之谦、康有为、翁同 等大家,都曾受益于右军书帖,后在书坛中竖起碑学大旗,使帖学受到了最大的挑战。

   统观明清两代,学右军书体最有成就者,首推王铎。王铎为明代旧臣,降清入仕。他于王书笔濡目染,融会贯通,左右逢源,成为一代草书大家。傅山则属于高人逸士,一生出入‘二王’,自称:‘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序》。’

第二辑 近现代影响

   一、国内影响

   王羲之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不仅在古代影响深远,哺育了一代代的书家,到了近现代,仍然是书坛崇敬的伟人。人们不仅崇敬他,而且把他的书法作品当作临摹的范本。学习书法者,从唐楷入手,继而学习行草,莫不以‘二王’为师,以致在中国书坛出现‘二王’书派。其领袖人物是沈尹默,中坚人物有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白蕉等人。

   沈尹默(一八八三-一九七一),原名君默,曾署名沈NC85C、沈中,号秋明,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名人之一。他一生勤奋好学,自十二岁开始习字,不论寒暑,临池不辍。他遍临晋唐法帖,而对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用力最勤。三十岁后由文徵明、米芾、智永而上溯‘二王’,晚岁又遍临北魏、隋唐碑版。终于熔铸诸家,自成一体。其书体平易近人,如其为人。于右任曾赏识其所临《兰亭序》,谓其书必传。郭绍虞在《悼念沈尹默先生》一文中指出:‘先生不作怪怪奇奇之体,这是因为他的书法艺术从工力上得来,精于用笔,所以清健秀润,能在平易中自成一家之体,这比有意做作的更难。’沈尹默在理论上对‘二王’亦有研究,论文《二王法书管窥》,阐述了学法‘二王’的经验,指出学法‘二王’,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王字,墨迹的流传和真伪、失真等,认为今天已见不到一个真正的王字,所以只有从唐、宋时代学王有成就的大书家的作品中去问道,仔细分析,去异存同,来间接地学习王羲之书法,这一见解颇为独到。他还分析了大王和小王运用内NE361、 外拓两种不同的用笔方法,深入浅出,论述颇详,对今人启发很大。沈尹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坚持书法创作,介绍书法艺术,诚为‘文化大革命’前中国书坛的领袖,功不可没。其书法失在骨力不足。

   马公愚(一八八九-一九六九) ,号冷翁,浙江永嘉人。曾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出身于书画世家,七岁从父学书,十五岁时书名已誉满乡里。自幼习历代名碑法帖,上自秦汉碑刻、钟繇‘二王’,下至明清近人墨迹,无不精心揣摩。真草取法钟、王,气息醇雅,神韵生动。晚年对王羲之《丧乱》、《孔侍中》等七帖尤为推崇,不仅自己朝夕摹临,而且还教导学生临习。他能传王羲之书风而有自家面目。

   白蕉(一九七-一九六九),本姓何,名旭如,号复生,后改名白蕉,又号复翁。上海金山县人,曾任上海画院画师。白蕉治学严谨,书画造诣颇高。书法酷爱‘二王’。他曾回忆说:‘我初学王羲之书,久久徘徊于门外。后得《丧乱》、《二谢》等唐摹本照片习之,稍得其意。又选阁帖上王字,放大至盈尺,朝夕观摹,遂能得其神趣。’由于几十年的研习,白蕉学‘二王’在书艺上已形成一个完整体系。他的字取法高远,秀逸潇散,楷、行、草书和中小字尤佳,有晋人风致。

   邓散木(一八九八-一九六三) ,号粪翁,上海人,著名金石书法家。学书刻苦,几十年间,无论寒暑,总是未明即起,或临池,或治印。临摹全部汉碑和‘二王’帖,其他上至金文石鼓,下至近代各家,无不手摹心追,潜研穷索。其行草书熔‘二王’、张旭、怀素于一炉,下取明清王觉斯、黄道周笔意。所临《兰亭序》,笔笔精到,形神兼备,一气贯通,既传羲之书风,又有自己的风貌。建国后不久,他应聘赴北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简化字模的书写工作,从此留居北京。长居北京使他受到北方雄健书风的熏染。

   潘伯鹰(一八九九-一九六六) ,原名式,字伯鹰。安徽怀宁人,曾任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在诗和古文辞方面有较深造诣。晚年致力于书法,从魏晋到宋元各家的正、行、草三体无不涉猎。但学得最多的是王羲之和褚遂良的各种碑帖。在广泛临摹、汲取前人精华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主张书法的最高境界当于‘字外求之’和碑与帖相互为主,其正书和草书同纸书写,大字刚劲浑厚,拙中寓巧,小字雅致秀润,榜书甚见功力。曾与沈尹默合写新字帖,影印出版,在全国较为流行。论著亦较多,已出版的有二十多种。书法论著有《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等。他一直追随沈尹默,在沈尹默从事的书法活动中充任助手工作。

   学习‘二王’,既有理论、又有创作的,著名者还有李叔同、马一浮、郭沫若、林散之、吴玉如、沙孟海、高二适、赵朴初、启功、蒋维崧等。

   由于‘二王’书派在中国书坛占主导地位,影响所及,全国的书法工作者学习继承王书者更是数不胜数。

二、国外影响

   王羲之的书法,不仅得到国内公认,对历代书家影响甚大,且在唐代即随文化交流扬名海外,对日本、朝鲜的影响尤为深远,并且随着中西文化交流,也逐渐为西人所知。

一、日本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统一而又历时悠久的强大王朝。当时国力强盛,与国外交往频繁,汉文化远播四方,不少典籍也传到了海外。因图书全是写本,所以汉字和汉字书法也随之流传开去,中国书法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地都生了根,尤其在日本得到了辉煌的发展。

   据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载,应神天皇十五年(二八四年),百济国王派通晓经典的阿直岐出使日本,并成为太子的老师;进而应太子的邀请,博士王仁于翌年去日本,并将带去的《论语》和《千字文》进献朝廷。这是汉字传入日本的正式记,也是日本书法历史的起点。

   到了奈良时代,相当于中国的盛唐之时,遣唐使的频繁派遣,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大批来唐学习汉文化、取经,使唐朝文化的输出与日俱增。由于唐太宗一味爱好王羲之的书法,随着两国交往的频繁,唐朝流行的晋唐书体特别是王羲之的法书便代替了六朝书体在日本流行。从《万叶集》的诗歌中可得知,王羲之的名字在日本已家喻户晓。日本圣武天皇卒于公元七二九年。在其生前,王羲之的《丧乱帖》、《孔侍中帖》等,已传入日本。公元七五四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也带去了王羲之、王献之的不少书法名迹,为日本国书法艺术的突飞猛进创造了条件。天平宝字二年 (七五八年) ,光明皇后又将圣武天皇遗爱的‘二王’书法一卷,献于东大寺。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都临摹王羲之的字帖,光明皇后所临写的《乐毅论》,已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随着‘二王’书风在日本受到崇尚,在奈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的基础上迎来了平安时代(七九四-一一九二年) 的书法繁盛时期,‘三笔’、‘三迹’等代表书家的出现,可以说是日本国古典书法的高峰。

   ‘三笔’即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空海和尚三十一岁入唐取经习书,归国后更潜心书法。他将王羲之和颜真卿的书法风格、精神巧妙地融为一体,既有圆劲典雅的韵味,又有厚重流动的风采。他善作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被人称为‘五笔和尚’、‘日本的王羲之’,是平安初期书法界的坛主。

   嵯峨天皇,曾跟空海学过书法,擅长诗文、书法,由于受空海的影响,及对唐朝文化的仰慕追求,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唐人风貌。相传《李峤诗百咏断简》是他的代表作,瘦劲、峻峭、潇洒流畅的书风,可以窥见王羲之、欧阳询的余韵。

   橘逸势也是平安初期享有盛名的杰出书家。他曾与空海等人一起入唐,在唐留学期间,学习书法和音乐,曾师事柳宗元,在唐朝有‘橘秀才’的美称。传为他的代表作品《伊都内亲五愿文》,运笔自由奔放,点画沉着痛快,极尽变化之妙,而且带有日本人的情趣,从中可以见到日本式书法的雏形。

   稍晚于‘三笔’的‘三迹’,在十世纪初的平安时代走上日本书坛,同样是划时代的大家。这时在中国,唐宋易代,日本追随模仿中国的倾向随之减弱,书法进入转折期,形成了日本体。其特点是用笔带有圆形,优雅而轻快,清淡而柔和。但日本体的渊源仍是王羲之的法书。进入‘三迹’日本体时期之后,崇拜王羲之的风潮仍旧强劲不衰。所谓‘三迹’,是指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

   小野道风,熟习王羲之的书体,并把格调清高的王羲之书风,融入日本特色的抒情趣味,使之日本化,首创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日本体。他曾应召为天皇宫中书写屏风,其书体端庄温雅,用笔流畅凝重,被人们评为‘野风得羲之之骨’、‘羲之再世’。

   藤原佐理书风盛行日本,其书作曾作为天皇学书的范本,有‘佐迹’之称。后人有小野道风刚,藤原行成柔,而藤原佐理居中之论。书风有直率而一气旋折之妙。

   藤原行成崇敬小野道风,酷爱小野的书体,同时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本体。其书风优雅清高,淡和优美,甚为适合太平盛世、华丽风雅的宫廷贵族趣味。因此,他的书法有‘权迹’之称,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后世的习字范本。

   活跃于江户后期的书家甚多,‘幕末三笔’是其代表。这三位名家是贯名海屋、市河米庵和卷菱湖。贯名海屋是三人中创造力最强、最具开拓性的人物。贯名海屋名苞,字君茂,号菘翁。初长于‘御家流’,后学米元章,从叔父登高野山,拜览空海的真迹,后潜心研习‘三笔’、‘三迹’,得悟妙谛,进而专攻晋唐名家。学习中接触揣摩最多的,是王右军《圣教序》、《十七帖》、孙过庭《书谱》,其临摹精心,几可乱真。六十岁后杰作屡见,至八十岁以后则笔力苍劲古拙,可谓人书俱老。

   贯名海屋的书风一反时习,以雄强恣肆、大气磅礴见称,特别是他在技巧方面的全面精湛,更是日本数百年来罕见的。江户时代的众多书家中,他是佼佼者。日本的研究者认为,他是后代唯一可以与‘三笔’、‘三迹’相比拟的书坛巨擘。

   在日本书法史上,与汉字唐风的古典书法并驾齐驱的是假名书法,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书家和著名的作品,尤其是在平安时代达到了古典假名书法的高峰。‘假名’是日本创制的文字,它是借用传去的中国汉字草书,也就是王羲之一派草书略经变化而成的。‘假名’最终成了日本国的文字。假名文字与中国草书的这种深厚而密切的渊源关系,使日本人在写草书时格外顺手,直到今天,草书在日本书法中仍是最发达的书体,艺术水平远远领先于篆、隶、楷、行四体,并且与假名书法一望而知出于一脉。

   近六十年来,日本书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西方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的深入,出现了少字数派、前卫派等现代书法,但古典传统派书法仍占主导地位,晋、唐书法,尤其是王羲之书风仍被认定是书法的正脉。

二、朝鲜

   朝鲜为中国近邻,其书法直接受中国的影响,每个时代的书家都学习、摹仿中国的名家之作。 晋时的王羲之、 唐时的欧阳询、颜真卿、宋元及以后的苏轼、赵孟NFDA2、 董其昌等,都曾深刻影响过朝鲜书法。如李种德的书法,儒雅秀逸,兼有‘二王’和颜真卿的风格。

   朝鲜中期书法第一人韩石峰,学习‘二王’书法成就卓著。石峰名韩NFDBF,字景洪,号石峰。朝鲜中宗三十八年(一五四三年)生于松都(今开城),卒于宣祖三十八年(一六五年)。二十五岁中进士。因写一笔好字,历任户部工曹正郎、加平郡守。朝鲜王朝派往中国明朝的使团中,石峰每次必以写字官的身份出现,其书法得到明朝众多名士的高度评价。李廷龟在《月沙集·韩石峰墓碣》中说:‘少长能自课书,梦王右军授以所书者再,由是心独喜自负,临帖若有神助,既天才,又积用功,楷额真草无不各臻其妙,既已笔名擅一时。’王世贞笔谈称其书‘如怒鲵决石,渴骥奔泉’。

   石峰有《徐敬德神道碑》、《权元帅幸州大捷碑铭》等十余种碑碣,以及李白诗《古风》等三十八首、王羲之《兰亭序》、《草书千字文》、《楷书千字文》等众多真行草墨迹流传于世。其书主要出自‘二王’《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洛神赋》等。楷书较俗,而行草书却超逸绝尘,如龙蛇飞舞。朝鲜书法大家李匡师评其书:‘逮我朝,安平、自庵、蓬莱、石峰为四大家。……后来论定,以石峰为国家第一。’他是朝鲜书法史上尝试跳出中国书法之藩篱,走自己书风之路的第一人。

第三辑 近现代研究

   一、国内研究

   自南北朝至清代,对王羲之的研究,仅限于对其书法的概括评价,或对某一碑帖的探讨考证。到近现代,由于广大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的努力,王羲之研究领域在不断开拓和深化。总的说来,近现代的王羲之研究可分三个方面:(一)生平、家世研究;(二)思想品格研究;(三)书法艺术研究。

生平家世研究

   王羲之的生卒年代,是一个历史疑案。《晋书》本传记羲之‘年五十九卒’,但生卒于何年,所载不详。对此,今人麦华三在其《王羲之年谱》中,将前人之说概括为四:(一)据《王右军集·题卫夫人笔阵图》‘时年五十有三’和‘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书’的记载推算,王氏当生于惠帝光熙元年(三六年)。(二)据南朝宋羊欣《笔阵图》云‘三十三书《兰亭》,三十七书《黄庭经》’推算,王氏当生于元帝大兴四年(三二一年)。(三)据清代学者鲁一同考证,王氏当生于永嘉元年(三七年)。(四)据唐张怀NF146著《书断》 所载‘王羲之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推算,王氏当生在惠帝太安二年(三三年)。

   建国后,国内学术界除三六年说无人采用外,其余三说均有人采用。郭沫若采用三七年说,而在学术界流行的,当推三二一年和三三年两说,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应取三三年说。

   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认为:《书断》所记,与陶弘景答梁武帝《论书启》中所谓‘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大略相合。以此推算,王氏当生于太安二年(三三年)。至于据羊欣《笔阵图》推出的三二一年说,与《晋书》本传载‘十三岁谒周NF DB4’不符。三六年说基本上不值得考虑。因为永和只有十二年,无十四年之说。鲁一同的三七年说,因为论据多有错误,亦不足以使人信服。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今人又编撰出几种新的年谱和年表,著名的有:麦华三的《王羲之年谱》(油印本),陈玮君的《王羲之的年谱》,潘德熙的《王羲之年表》,李长路、王玉池的《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等。麦华三所编年谱,对史料的采录十分审慎:首采时代近者;次采考订有据者;但见著录而不能定年者,有类从类,无类则系于最初之年。对于异说,附于后,以资传疑。因此,此年谱系年较准确,史料较翔实。特别是对生卒年的考证,有根有据,很有说服力。此年谱不足之处,是所列世系表过简,且有缺失。

   李长路、王玉池编著的《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较之麦氏《年谱》又有新的进展、新的特色:(一)增加了东晋大事记,为了解‘二王’的生活环境与作品历史背景提供了资料;(二)吸取了新的研究成果,增补了新出土碑刻、文书资料;(三)所附世系表增补特多,为前人所略,填补了历史空白。可以说这是融合年表、年谱、世系表、大事记于一体的‘二王’研究工具书。

   由刘涛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第十八、十九卷《王羲之、王献之》中的《王羲之、王献之年表》,集当前研究成果之大成。

   由王汝涛、刘茂辰主编的《王羲之研究》,探讨王羲之历任官职时间、南渡时间、与郗氏结婚时间及其父王旷下落等,都颇有见地。刘茂辰等编撰的《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汇集了各种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二王生平系年》尤为充实。

思想品格研究

   对王羲之的思想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研究者渐多。

   在六十年代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争论中,论者常将序文中所反映的内容,与王羲之的思想品格相对照,作为判断序文真伪的依据,于是在此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郭沫若认为,王羲之的性格是相当倔强的,‘以骨鲠称’,他自己也以忧国忧民的志士自居。他虽然信奉五斗米教,常服药石,但并不是有意遁世。他的性格决不像《兰亭序》中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

   与郭沫若的观点相反,唐风认为,《兰亭序》所反映的,正是王羲之自己的思想感情。因为王羲之受老庄思想、道教思想影响很深,《兰亭序》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体现。王羲之的倔强性格与《兰亭序》那种‘悲观气氛’并不矛盾。

   商承祚认为,王羲之的思想不仅儒、道混合,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佛家支遁思想的影响。他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既望用世,又想遁世;既求旷达,但又心胸狭隘。他指出,只看到王羲之性格中的积极因素而看不到消极因素,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

   牛兆英、赵炯等著文认为,王羲之‘清贵有鉴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其政治主张有下列几个方面:(一)北伐问题。他关心北伐,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二)关于政局安定问题。他从大局出发,竭力维护内部的安定团结。(三)在改革弊政、与民休息方面。在任会稽内史期间,作为地方官,提出一些改革弊政、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如改革漕运、减轻劳役等),并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实践。王羲之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为儒家思想,同时,在伦理、艺术方面又受玄风熏陶。晚年信奉黄老之术,表现出归隐田园、超脱宁静的心态,这与道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郭廉夫在其《王羲之评传》一书中,设专章探讨、评论王羲之的政治思想。郭廉夫认为,王羲之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爱民重民思想。在任会稽内史期间,在发生灾荒、民不聊生时,他冒着被罢官、杀头的危险,开仓赈济灾民。当时赋役繁重,他经常上疏力争,要求减少赋税,减轻人民负担。东晋时期饮酒成风,酿酒耗费大量粮食,他曾下令在一年内禁止酿酒,使粮食紧张状况得到缓解。(二)进言改革。漕运于国于民均有大益,但晋朝由于战争不断,全国呈割据局面,漕运久停。他向朝廷建言复开漕运,并提出实施办法。当时地方官贪赃枉法,致使国库空乏,危及国家安全。王羲之主张对贪官给予重判,‘杀一儆百’。(三)反对‘愦愦之政’。当时,王导辅政,对豪强横行、贪赃枉法的现象,采取宽容的态度。人们称王导的治国方略为‘愦愦之政’。王羲之对王导统治下的时局极为不满,主张惩办贪官污吏和不称职的官员。(四)审量彼我的决策理想。王羲之早有收复中原之志,对几次北伐都审时度势,既不一概反对,也不一概支持。反对殷浩北伐,是因殷浩动机不良,各方面条件尚不具备。结果正如他所料,殷浩北伐以失败告终。(五)政治理想。王羲之一生抱有救国匡时之志,立志‘宣国家威德’,收复关陇、巴蜀,在边疆奋战,建功立业。因客观条件限制,他的抱负未能实现。王羲之不赞成力争武功,主张文治为上,政以道胜,宽和为本。他认为‘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反对党同伐异,主张协和共处,维护政局安定。

   于联凯、郭廉夫等学者对王羲之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于、郭等人认为,‘崇尚自然’是王羲之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它主要表现为:赏心于山水林泉的自然之美,崇尚人性的自然放达之美,书法上师法造化,循自然之势,形成飘逸的风格。’郭廉夫进一步分析了‘崇尚自然’思想产生的原因:‘东晋的风流名士厌恶官场的腐败,为避免政治的险恶,他们崇尚老庄的“无为”思想,其中不少人消极避世,隐居山林,以达到远离世俗的目的。’

   于、郭都认为,‘虚静无为’也是羲之美学思想的体现。于联凯说:‘崇尚自然的指归,在处世和治世上就是虚静和无为。’并且分析这种思想产生的根源:‘魏晋时,社会纷扰,人生多艰,故士人多服膺老庄,向往乐土,因而形成了审美上的虚静无为的观点。’郭廉夫引用事实来印证王羲之‘虚静无为’的思想:‘王羲之曾作了这样的表白:“吾素自无廊庙志”,“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所谓老氏、周任之诫,即知足不辱,安贫乐命。又云“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方)复及此”’。

‘王羲之愤然离开官场,情况比较复杂,原因很多,但与他静思玄贤、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和虚静无为的审美意识,有直接关系’。

   于、郭二位认为,‘追求人格独立之美’,是王羲之美学思想的又一表现。于联凯说:‘追求人格和美的独立,是魏晋风度的内涵之一’。‘魏晋士人多持理想主义,在人格问题上,认为只有独立于天地,而又德被天下的“至人”,才是最完美的人’。‘王羲之正是按这样的标准来建构自己的人格的。他素“以骨鲠称”,别人亦以其为这方面的表率。如《世说新语·品藻》谓:“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可见羲之是极力追求人格独立之美的。羲之的“骨鲠”与其有“鉴裁”是分不开的。鉴裁就是独立见解,能明辨是非,这是独立人格不可缺少的因素’。

书法艺术研究

   在《兰亭》论辨中,对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评价,也出现不同观点。主张《兰亭》伪托说的人认为,王羲之的字迹,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笔意的,与传世《兰亭序》和王羲之的某些字帖大不相同。首先提出这种看法的是清末学者李文田。他认为‘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东晋以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郭沫若与李文田观点相近。

   启功曾就李文田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同属晋代碑版也不会像‘二爨’的字体。况且从已经出土的汉晋简牍墨迹看,晋人简牍的字体多为行草,就是真书也与碑版不同,也不作‘二爨’体。王羲之所以独出作祖,正因他的真、行、草书变化多端,各适其宜,在当时书法革新中,有开创之功。

   在论辨中,主张《兰亭》为真者提出了与郭沫若等人相反的观点。严北溟认为王羲之擅长各种书体,但最擅长的是真、行。真、行反映了他的独创风格和艺术水平,而梁武帝所谓‘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只有《兰亭序》一类行书才当之无愧。商承祚亦认为,从《书断》列王羲之草书神品第二,《书议》列其真书第一来看,王羲之最擅长的是今草、楷书以及两者结合的行书。王羲之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主要贡献有二:(一)开辟了草、楷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在继承前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变化,推出了行书体,把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结合起来。(二)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他既掌握了多种书体,又改革了传统性的程式笔法,使其丰富多彩。在实践中注重变换书态和表现不同的手法,避免千篇一律。

   有的学者研究王羲之书法创作的分期。路振平在《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一文中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少年师从卫铄、王ND447。王羲之早年书法受卫夫人和王ND447的陶染,一遵钟法,其字秀丽飘逸。现在已看不到他早年的书法作品。不过,从前人对其评价看,早年书迹毫无奇特独到之处。第二阶段,中年博采众碑。王羲之渡江后,广游名山大川,博览秦汉以来篆隶大师们淳古朴茂、豪放奇肆的作品,眼界大开,幡然顿悟,开始不满足于卫夫人、王ND447姿媚的书风, 博采篆隶等多种书体之长,形成了质朴丰茂的风格,《姨母帖》就是此期的代表作。第三阶段,暮年变法创新。这一阶段大约从永和十年 (三五四年) 开始,正如陶弘景所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论书启》)。羲之敢于变法,善于创新。其变法创新的主要途径,一是从当时民间流传的书体中汲取营养,二是直取钟张,对其书法进行了精研增损的再创造。经过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出神入化,冶为一炉,终于完成了从带有隶意的质朴的书体,到遒逸瑰丽的王体真书与行书的蜕变。王羲之的书法在第一、二阶段并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一直到第三阶段,才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

   在新的思潮影响下,有的学者试图从新的角度,用新的观点、方法研究王羲之的书法。陆宇宙《从魏晋士大夫审美心理看‘二王’书法》一文,从审美学的角度,宏观把握‘二王’ 书法艺术的特征。 作者认为,魏晋时期士大夫们崇尚老庄哲学,以‘无为’为‘有为’,追求虚静、空灵、自然、淡泊,不拘于礼法,放荡不羁,以及超尘绝俗的‘理想化的人格美’。而魏晋士人找到了表现这种人格美的最适宜的形式,这就是晋人的书法。正如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所说:‘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们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在书法的发展中,晋人不死守前人的古法,始创了全新的行、草、楷诸体,发展成为一种更为流美多变、自然清爽的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出现,正是魏晋士人风流潇洒、飘逸超脱的人格在书法艺术上的具体表现。

   陆宇宙说,从目前能够见到的‘二王’留下的墨迹来看,诸如《快雪时晴帖》、《孔侍中帖》、《平安帖》、《丧乱帖》、《兰亭序》、《鸭头丸》、《送梨帖》等,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有一种自然之美,天然之气。王书中所体现的洒脱自然之美,恰恰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崇尚的道家哲学的‘道法自然’相吻合。

   董时在《二王书艺论》中,探讨了‘小王的抒情主义与现代派有什么关系’的课题,将古代书家研究与现代艺术思潮相联系,切入点比较新颖。董时认为,小王比大王更有创造力,是当时超前的艺术家,是‘因’大王而‘革’之,因而创造了更高形态、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美。今天的现代派不过是这种历史因革之链的延续与发展而已,其历史境遇必然有相似之处。小王当初令许多批评家瞠目,甚至贬斥,今天也是如此。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对‘二王’主要作品的评析文章渐多。如王玉池主编的《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对大王的十三件作品、小王的六件作品进行了评析。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对大王的十九件作品、小王的八件作品进行了评析。李名方、常国武主编的《中国书法名作鉴赏辞典》,对大王的八件作品、小王的四件作品进行了评析。单篇发表于报刊的文章则更多。这些文章对‘二王’书法的艺术特点分析较详细,评论较公允,是学习‘二王’书法的津梁。

   还有部分学者,对王羲之的《丧乱帖》、《姨母帖》、《雨后帖》、《上虞帖》、《十七帖》、《贺表》六帖进行微观研究,或考证其书写时间,或探索其来历,或对

文中的史实进行考据,或从艺术上进行评析。其中,突出的有韩玉涛《王羲之〈丧乱帖〉考评》。韩文认为,‘集国事与家事于一身的,莫过于《丧乱帖》’。此帖的不可及处有四:第一,这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杂文。第二,此帖字势雄强,是右军真面目。第三,《丧乱帖》兼备了雄强与惨淡之美。第四,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过程。韩文断定这是王羲之最有代表性的末年之作,时在永和十二年。《丧乱帖》才是右军末年的常调,所谓‘情深调合’的‘调’。比较起来,《十七帖》倒是有变调的意味。韩文的最后结论是:‘有了《丧乱》,从今以后,大可以不必奉《兰亭》为神圣了,所谓“《禊帖》又右军之至者”云者,自可作罢。’韩玉涛的文章发表于《中国书法》一九九年第二期,引起了书法学术界的震动。

研究组织及活动

   随着‘二王’研究的深入,在王羲之故里和生活过的地方,陆续建立了研究组织,举办了一些书展、研讨会等活动,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一)一九八三年农历三月初三,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书协浙江分会、兰亭书会发起,在浙江绍兴市召开‘纪念王羲之撰写《兰亭集序》一千六百三十周年大会’,参加者为各地的著名学者、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会议期间举办了书法及《兰亭序》版本展览,交流书艺,赋诗作书,叙志抒情。后出版了专辑,收入沙孟海等撰写的论文十二篇。

   (二)从一九八五年起,绍兴市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举办书法节,其活动包括书展、笔会、书艺交流、曲水流觞赋诗等活动,日本书法家及香港、台湾书法家也有参加。其中,一九九三年(第九届)增加了‘王羲之研究讨论会’,会后出版《王羲之研究论文集》,共收入论文二十二篇。

   (三)一九八九年八月,由临沂市政府、临沂师范专科学校发起,召开了包括南京、绍兴、嵊县等十余个市县代表参加的‘王羲之学术研讨会’,共收到论文四十三篇。一九九年七月,出版论文集《王羲之研究》,入选论文三十一篇。

   (四)一九九一年,由绍兴市发起召开了中国首届国际书学交流会,并出版了《中国首届国际书学交流会论文选》,收入包括美国、南朝鲜及台湾学者的论文十六篇,其中有关王羲之的论文四篇。

二、国外研究

   日本书法界历来推崇书圣王羲之,不仅继承学习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也对他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研究成果仅次于中国。

   据日本中村史郎编的《王羲之研究文献目录》(截止到一九九二年)载,日本出版研究王羲之的论著共二十一种,发表论文共三百八十篇。著名的研究学者有中田勇次郎、西林昭一、杉村邦彦、福本雅一等。

   总览日本的研究,其内容可分以下四个方面:(一)王氏的生平、家世;(二)王氏的书法艺术;(三)有关《兰亭序》、《十七帖》等碑帖的研究、争论及考证;(四)二王书法对日本的影响。

一、生平家世研究

   这方面主要论著有源川彦峰的《王羲之小传》,中田勇次郎的《王羲之年谱》、《王羲之传记》,杉村邦彦的《琅邪临沂王氏世系表》等。源川彦峰的《王羲之小传》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王羲之的一生, 史料多采自《晋书》 、《世说新语》、鲁一同的《王羲之年谱》 、王羲之的文章、碑帖及传说。对王羲之的生年,采取了张怀NF146《书断》中的说法,定为惠帝太安二年(三三年)。《小传》分析王羲之辞去会稽内史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他处于建康政府和会稽郡百姓的左右为难的境地,二是与上司王述不和。《小传》中有些观点较新颖,如在《服食的习惯》一节中,说王羲之爱鹅,是因为他服食仙药,有很多副作用,并发许多病症,而鹅的肉、血、骨、羽毛、脂肪等都是治疗这些病症的特效药。

   《小传》也有不足之处:(一)有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采用鲁一同的观点,失之不察;(二)多写王羲之的政治活动和晚年的归隐生活,而写其书法的学习、继承和发展不足。

   日本学者对王羲之的生卒时间也有争论。这方面的文章有:铃木虎雄的《王羲之生卒年代考》、西川宁的《王羲之的生卒年》、福田哲之的《王羲之生卒年代的再探讨》等。据杉村邦彦在《王羲之书迹大系》中介绍,关于王羲之的生卒年共有六种提法。铃木虎雄的《王羲之生卒年代考》和中田勇次郎的《王羲之年谱》均采用三三-三六一年说。

二、书法艺术研究

   这方面的文章很多,主要有今井凌雪的《王羲之的艺术和书法》、《关于王羲之书法传承的两面性》,中田勇次郎的《王羲之书法的风韵》、《王羲之的信札》,野间清六的《王羲之书法的艺术性》,杉村邦彦的《王羲之试论》等。今井凌雪从汉字演变史的角度,高度评价了王羲之对书法艺术的贡献。他认为:‘王羲之是汉字的抽象化结束或快结束时,即楷、行、草的新书体正在完成时期出现的。而且,有助于其完成,促成新的书体,形成美观的书法。’他指出:‘王羲之的书法,具有两面性,首先一个,在实用方面容易写,又一个像常说的那样,作为书法被艺术地表现,很美观。例如,最有名的《兰亭序》,被无数次地复制,其复制,有实用的手本和艺术作品的复制两种意义。’

   对于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今井凌雪认为:‘王羲之书法是适合于新书体的新书法,它从魏晋之间的木简和残笺中的逆入、复势、右转的重复中解脱出来。八面出锋、动感和力感交织成趣,既保持了均衡又给人以变化莫测的感觉。受隶书的影响,书法的字形一直都是横宽的,而王羲之的书法强调纵向的变化,字形稍稍伸长,这一变革成为当时的一般趋势,但这正是王羲之及他周围人的功绩。’怎样学习王羲之的字,今井凌雪颇有独到见解。他认为,‘王羲之的字,在艺术方面和实用方面,无论哪方面都具有普遍性,基本的东西都在其中。但一直练王羲之的字,不用说,还没有能写好字的。我认为,不顾一切地学习王羲之的字,是没有用的’。

三、《兰亭序》和其他几种碑帖的研究考证

   六十年代的《兰亭》论辨也波及日本。郭沫若的‘兰亭伪作说’在日本引起了轰动。当时,今井凌雪翻译了郭氏《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并且有小南一郎的《围绕兰亭序论争》一文,介绍了那场论争。对反对郭氏‘伪作说’的文章,也有翻译介绍,如:竹内良雄全译了商承祚的《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启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发表了《兰亭帖考》,完全否定了‘伪作说’。温祯祥氏也全译了此文。

   围绕《兰亭》的真伪问题,日本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同意郭氏‘伪作说’的学者和文章,有神田喜一郎的《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吉川忠夫的《兰亭伪作说》、铃木史楼的《书圣王羲之兰亭序伪作说》等。反对‘伪作说’的有西林昭一的《书的文化史》等。西林昭一根据‘文化大革命’后出土的木简和残纸上发现的行书、章草或楷书的笔势,指出‘其造型感觉全部远离隶书,即隶书的波势的协调和形势,有朝左右扩张的均衡感,可以潜入形。用笔法,当然可以观察到是缩短字的左方,朝右方开的行书、楷书的造型感觉’。这就证明,王羲之所处的时代已经出现了行书。日本学者争论的最后结果是否定了‘伪作说’。

   日本学者还对《十七帖》、《集王书圣教序》、《丧乱帖》、《行穰帖》、《孔侍中帖》、《妹至帖》、《黄庭经》等帖进行研究、考证。这方面的文章有松井如流

的《十七帖小考》、玉村霁山的《十七帖解题》、伏见冲敬的《集字圣教序解说》、西川宁的《丧乱帖考》等。

四、‘二王’书法对日本的影响研究   这方面的文章有上原欣堂的《王羲之的书法对日本书道的影响》 、 小松茂美的《日本书道与王羲之》、中田勇次郎的《日本的书法与王羲之》、黑野清宇的《王羲之和假名书》等。中田勇次郎说:‘我一直坚信日本从古代就和王羲之有缘。’他在《日本的书法与王羲之》一文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王羲之在各个时期对日本书法的影响。中田勇次郎指出,早在应神天皇十六年,随着《千字文》传入日本,王羲之的书法就被请进了日本,因为《千字文》是收集王羲之书法中不同的千余字编成的。到了奈良时代,王羲之书法是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的,这时王羲之是以非常神化的姿态传入的。到了江户时期,由于遣唐使被废止,日本发展起自己的和化书法。但即使是和化书法家,也有将王羲之、王献之作为书法鼻祖来崇拜,并讲解其书法的。到了中国的明代, 日本人推重赵孟NFDA2、文徵明。因为日本书法家认为,赵、文是得到王羲之书法形体和神髓的人,学习赵、文,是追摹王羲之书法的手段。到明治时代,由于杨守敬去日本,更加深化了日本书家尊重王羲之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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